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壬辰进士，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参加戊戌变法。后投身民营出版界，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经理、监理和董事长。
徐恕（1890—1959），字行可，湖北武昌人，留学日本，就读于大阪鸿文学院。回国后，绝意仕途，先后执教于武昌图书馆专科学校、北京辅仁大学和中国大学。一生惟喜聚书，精通版本目录，室名箕志堂、藏棱斋等。
书籍架起桥梁，书缘乃是纽带。张、徐两人的交往前后约三十馀年，对历史文献的共同喜好与他们在古籍整理中的真诚合作，留下了一批通信，其中张元济致徐恕十二封，徐恕致张元济二封。另外，张元济在给其他友人的通信或撰写的古籍题跋里，也多次提及徐恕与他的藏书。张、徐二位的交往，约始于1920年商务印书馆印行《越缦堂日记》之际。
一
《越缦堂日记》的作者是清代绍兴著名学者李慈铭。李的日记洋洋数百万言，学术价值极高。不仅记载了清咸丰到光绪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友朋往还和人物评述，而且涉及山川民俗、文物古迹与书画鉴赏等内容，对于研究者来说极有参考价值。李慈铭又是一位藏书家，他的日记记有大量读书笔记，向来受到学人的青睐。《越缦堂日记》凡七十二册，分为八函，另存半册。李慈铭生前已有少量日记借出在友人间传观，且有抄本流传，继而在一些期刊上节登。辛亥后缪荃孙等曾计划出版，但没有成功，直到民国八、九年（1919、1920年）由蔡元培联络浙江友人，以北京浙江公会名义委托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
蔡元培是李慈铭同乡晚辈，光绪十六年（1890年）与光绪十八年（1892年），蔡进京会试、复试，都曾拜访李慈铭，李对这位新科进士留有深刻印象。甲午五月（1894年6月），蔡应李慈铭之聘请充塾师，课李子承侯。①同年李慈铭去世，遗嘱关照后人，如印日记必须先印同治二年至光绪十五年的部分，即日记第二函至第七函，共六函，凡五十一册。蔡元培与张元济同为壬辰科进士，志同道合，关系密切。他们出版《越缦堂日记》正是遵循李的遗愿进行的。《张元济日记》有多处记载：
民国八年（1919年）六月三十日“印刷”栏记：“晤李璧臣，交《越缦堂日记》八册。”②李璧臣，李慈铭侄。
八月三十日“印刷”栏记：“晨访鹤庼于密采里，交出《越缦堂日记》六函，又李越缦照相一张，交剑丞保存”③。鹤庼，蔡元培。剑丞，夏敬观，商务印书馆总务处成员。
民国九年（1920年）一月三十日“编译”栏记：“鹤庼回信，《越缦堂日记缘起》可照改。”④
三月六日“发行”栏记：“鹤庼来信，言江西许季黻购《越缦堂日记》二十部。即复。知照交通部，转告定书柜发券二十张，寄南昌分馆代交领款。”⑤。许寿裳，字季黻。
七月二十日“印刷”栏又记：“约谢燕堂、翟孟举、季臣。告知《越缦堂日记》无庸修润，惟与原书不符者，稍加修饰。”⑥谢、翟等，商务职员。以上略见该书交稿、预售、编印诸事之经过，张元济自始至终参与决策。
徐恕一生藏书达十万余册，版不问宋元，人不问古近，一扫向来藏书家求古佞宋之痼疾。⑦他锐意蒐集明清善本、抄本、稿本与批校本，其中就有抄本《越缦堂日记》一部。前已所述，李的日记生前已有借出，被人抄录并流传于世。徐恕得知整理出版《越缦堂日记》消息后，告诉蔡元培，表示愿意捐出己藏抄本，供蔡元培等参考。蔡即告知张元济。张于民国九年（1920）年五月四日复信蔡元培，说：“前奉四月十六日复示，祗悉徐行可抄本《越缦堂日记》如能相赠，酌酬抄费，或赠石印《日记》一，二部，已请王雪岑兄转商，尚未得复。《越缦日记》预约五月一号业已满期，上海门市售出肆拾壹部，又许季绂兄定去拾贰部，分馆报告已到者共售玖拾部，两共计实售壹佰肆拾叁部。浙江省公署预认之壹佰部，仅据冯仲贤兄交来洋捌佰元（作四十部），究竟能售去若干部，已去信催询，尚难决定。”⑧王雪岑，即王秉恩，字雪岑、雪澄，四川华阳人，藏书家，清末曾任广东按察使、广雅书局提调。从此信可知，张对于徐氏所藏《越缦堂日记》抄本已请友人相商并在考虑报酬问题了。几天后他再次致信蔡元培：
鹤廎吾兄同年：五月四日曾上一缄，谅邀大詧。徐君行可抄本《越缦堂日记》事，顷又得王雪岑兄来函，附有鄂函，录副附上。徐君如携《越缦日记》抄本来京，请即审阅，酌量办理。《越缦》预约，各分馆报告续又售出三十二部，连前计一百七十五部。冯仲贤兄代售之预约，昨又去函催询矣。知注并陈。耑此，祗颂台绥。弟张元济谨启（1920年）五月十三日⑨
徐恕允诺携《越缦堂日记》抄本到京交蔡元培审定。后抄本是否归商务印书馆，现暂无史料证明，即使归商务所有，恐怕也与涵芬楼藏书一起毁于“一·二八”之役了。然而张、徐二位环绕《越缦堂日记》印行发生的这件往事，开启了他俩交往的历程。
《越缦堂日记》成书颇为曲折。1920年12月出版的仅为日记第二至第七函，共五十一册。此后，日记稿本由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经王重民、袁同礼等努力，1936年仍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越缦堂日记补》，凡十三册，即补印了原手稿本第一函，起咸丰四年甲寅三月十四日迄同治二年癸亥三月三十日，与1920年版相衔接。以往学术界咸知《越缦堂日记》共六十四册，即这两次石印本的合计。至于日记第八函八册，则是至近年始发现并影印的。此是后话。
二
出版家跟藏书家之间的友谊，从来就是通过书籍这一媒介进行。如果说，印行《越缦堂日记》时张元济与徐恕是经过蔡元培等友人间接的交往；那么，此后商务《四部丛刊》的出版中，他们已开始直接通信联系。徐恕多次向张元济提供底本或校勘笔记，张也不时向徐寄去印行计划和书目，商讨版本。
《四部丛刊》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大型古籍丛书。从1919年开始出书，1923年印成，集合经、史、子、集之书三百二十三种、八千五百四十八卷，装订成二千一百册。张元济是该丛书的策划者和总主编，孙毓修作为张的重要助手，担任着编目、选书、校勘辑佚等工作。徐恕于1921年初曾借到一部清代学者全祖望的《鲒埼亭集》抄本，寄给商务，1921年5月28日，张元济在一封致孙毓修的一封信中，问孙“前徐行可借来抄本《鲒埼亭集》比刻本如何？有佳处否？现有人持来求售，乞示进止。”⑩显然张颇看好徐恕借来的抄本，让孙毓修查对，并就涵芬楼是否收购征求意见。最后，《四部丛刊》中的《鲒埼亭集》据孙氏小绿天藏抱经楼抄本影印，即孙毓修的藏书，没有用徐恕借来的抄本为底本，然而孙毓修必定经过比对，徐氏的书起过作用。后来收于《四部丛刊续编》里的《茗斋集》，张元济则以徐恕原藏稿本为主而印行，并给予高度评价。
青年时代的张元济除攻读儒家经典外，锐意研读、搜求乡邑先辈著述，对于海盐彭孙遹（羡门）、彭孙贻（仲谋）的诗文尤其向往。他曾回忆说：“始余居乡时，初读彭羡门《松桂堂集》，诸父老为余言其从兄茗斋先生之为人，并称其所为诗远出羡门右”[11]。彭孙贻是明清之际著名诗人、学者。父亲出仕南明朝廷，清军破城时殉国。明朝灭亡后，彭孙贻杜门侍母，终身布衣蔬食。当道有重其才，劝其出仕，谢绝勿应。自负文名，亦节义自许，不妄交游，人皆服其品格。张元济从朱笠亭《明人诗钞》，知先生所著有《史论》《流寇志》《亡臣表》《方士外纪》《彭氏旧闻录》《客舍偶闻》《茗斋杂记》《历代诗钞》《五言妙境》《茗斋四韵合编》，及纂辑天文、地理、阴阳、佛老、稗官、野乘等书，凡数十种。可惜大都散失。张氏族祖春溪公所刊《茗斋诗初集》一卷，但“传写讹夺，不可卒读”。惟族祖所撰后序，提及茗斋先生“手钞定本，尚在人间”，激发起张元济“续成全集之愿”[12]。经过多年搜讨，张元济先后收集到彭氏手稿若干种，及他人传抄茗斋诗四巨册，但所缺仍甚多。
1927年2月，徐恕知道张有志印行彭孙贻《茗斋集》，即将自己收藏彭氏手稿送至上海。张元济以六百元代价购入，成为其涉园藏书的一种。1934年10月，张元济以徐恕原藏的彭氏手稿为主，配以平湖葛氏等多家所藏的茗斋诗刻本、抄本，辑成《茗斋集》（附《明诗钞》），共二函、三十四册。张元济撰写了长篇跋文，介绍作者著述情况与此书编印的曲折经历，其中提及徐恕让书的故事：“武昌徐行可友余有年，喜蓄书，闻余欲辑先生诗，乃以其手稿十二巨册至，则正余族祖所欲借钞而不得者。行可语余，是由海宁羊复礼携至鄂中，展转归于其家。余久识先生书，信为真迹，喜可偿续成全集之愿。请于行可。行可亦以余志为可与也，以其书归于余。”[13]他在寄给徐恕样书的附信中写道：“敝邑彭茗斋先生遗稿，前承割爱见让，感不能忘。弟又辑得若干卷，仍不免小有残阙。顷列入《四部丛刊》续编出版，谨呈一部，伏乞莞存。茗斋先生行谊卓绝，其诗词尤极美富，赖贤者护持，得不湮没。倘蒙赐序，尤得阐扬。”[14]再次称赞了徐氏“护持”之功。
1941年夏，张元济将自己的涉园藏书捐赠合众图书馆前，又在手稿本《茗斋集》上写下一篇跋文，深情地回顾了此稿本的来历与辑编经过，全文如下：
茗斋先生博学能文，于学无所不窥，著述甚夥，然多不传。即以诗论，睹此巨帙，洵足惊人。嘉庆间，余族祖春溪公官甘肃时，刊先生幼年诗十卷，闻同邑某氏藏先生手钞定本全部，思续刊，求之不可得。余欲踵成公志，先后收得先生手稿如干种，暨他人传钞先生诗四巨册，然所阙犹多。鄂友徐君行可喜蓄书，知余欲刻先生诗，语余有是稿。余请携至海上，展视则即先生手钞定本也。行可谓得自宦游鄂中海宁羊复礼许。余请以六百金为酬，行可许之。顾犹未全，补以余先所得传钞本犹不足，则借余亲家葛君词蔚所藏先生诗十余册，按年辑补，又得诗四百余首。虽云未备，然所阙当无多矣。至是汇辑先生诗词、杂文，凡得二十三卷，因印入《四部丛刊续编》中，今已通行海内，亦可稍偿吾春溪公未竟之愿矣。彭氏族人今多贾于海上者，余既印先生全集，访其后嗣，欲与商弆藏先生遗稿事，顾意甚落寞，一似不知其家世者。数典忘祖，可胜浩叹！是稿凡十二册，皆出先生手笔。卷面记“此作第几卷”者，即编入《四部丛刊》之次第，其第十三本则为辑自葛氏藏本之诗，凡四百有一首，新抄本也。葛氏藏书尽毁于此次兵火，此书亦必无存矣，伤哉！民国纪元三十年八月六日，张元济识。[15]
张元济感叹三百年后彭氏族人已不知其家世，数典忘祖，然而像张、徐这样的知音者大有人在。随着《茗斋集》的印行，更多的学人通过其书了解彭氏，了解他那个大变革时代。
三
徐恕喜欢游历，足迹遍布南北，但他志不在山水名胜，而在于访书。1931年前后，徐恕曾多次造访浙江南浔刘承幹嘉业堂藏书楼。期间，他雇抄手抄录了《华阳陶隐居集》《喻林》等善本、批校本，与刘承幹等藏书家交流读书、校书心得，收获颇丰。刘承幹在他的日记中曾记载徐恕到嘉业堂的访书活动。辛未三月初六日（1931年4月13日）记：“施韵秋自沪回，述及徐行可已在沪，准乘立兴班于明晨抵浔。”次日又记：“徐行可来此借校书籍，此来拟长住也。出与略谈，即邀其宴于宋四史斋。行可带一学生来，以供钞写，姓成号棣仙，兴国州人，亦邀入坐。”[16]经上海抵南浔前，徐恕拜访了张元济，不久收到张的来信与购书优惠券。于是，徐复信告诉张他在南浔访书的进展和新近所得之书。曰：
菊生先生赐鉴：别后辱书，并损惠书券，极谢。来浔，主人优礼，施君韵秋主书藏事，方为张咏霓编《四明丛书》，勘订精审，刻者促迫，严期竣事。恕籀书此间，劳其寻检为写生，惠我良多，抚己增惭矣。到此浃旬，廑校三卷本《菰中随笔》，与行极副墨本互有短长。近看赣州本《六臣文选》，与贵馆《丛刊》本无多同异。又略短书数种，尚未及明代史乘。景光飘忽，去日不及，纂钞繁难，赅备匪易。先生通人，何以教我。近为武昌一学校主者所嬲，命题缀文。题为《论收藏古书方法》。兹事前牒已用，不欲生说，因草一笺，以餍其请。文中举《容斋四笔》前五卷事，详为敷析，蒙先生视我旧本，脱兹一厄（制题强人属词，题既不合，文遂难工，非厄而何？）留稿呈览，并睎教削，兼申谢忱。谨白。敬承动定，临启驰企不赐。三月十七日，徐恕顿首拜手上。
去岁夏五以儿女昏事奉侂，仍乞长者时复厝意及之。恕再拜又白。
近得魏雪窦（耕）《今诗粹》七册，存前十二卷，少五、七绝句二体。贵馆倘有完书，乞以尾册（自十三卷讫末）见寄，为恳。[17]
所署三月十七日，当为农历日期，公历即1931年5月4日。施韵秋，嘉业堂管家。张咏霓，即张寿镛，浙江鄞县人，藏书家，民国后任浙江省财政厅长、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光华大学校长等职。《菰中随笔》，清代学者顾炎武著。《六臣文选》，即《六臣注文选》，为众多梁代萧统编纂的《文选》注本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容斋四笔》，即宋洪迈《容斋随笔》之一，徐恕撰文引用了张元济出示旧本中的材料。魏雪窦，名耕，浙江山阴人，明末遗民，清初秘密反清团体“惊涛诗社”成员。信中提到“去岁夏五以儿女昏事奉侂”，可见张、徐二位私交之一斑。同年5月8日张元济复信徐恕，云：
行可先生席：三月十七日损笺捧悉。伏承搜秘浔溪，东南有美，至慰拳跂。颁示讲稿，罗举精博，非读破万卷、强识绝人者，不能道只字，三复惊叹。公子因缘，谨当留意。魏氏向知有《息贤堂集》，《今诗粹》未之见也，顷遍索馆目不得，负命深愧。明清之际，作者如林，自遭禁网，湮没已多，端赖有心人及时掇拾，以弥一代文献放[散]失之阙耳。复候道履不一。张元济二十年五月八日[18]（格按，“放失”不誤）
对徐氏所得魏耕《今诗粹》，张元济查了涵芬楼书目，“未之见”，由此引出一番感慨，抢救历史文献，免遭散失，二位的心是相通的。
徐恕继续在嘉业堂看书，仍集中阅观明清之际的历史文献，不断有新的发现。他告诉张元济：“恕来此迻书，清儒未刊遗稿已日不暇给，明代史乘略钞其卷帙不繁、传刻较少者，余则精力、财力两俱不办也。顷于行笈检出《鲒埼亭集遗文校记》一纸，前忘面呈，今以奉鉴”[19]。
张收到徐恕寄到的全祖望《鲒埼亭集遗文校记》，复信云：“附示鲒埼校文，捧读至佩。谨当辑附遗文之后，以彰嘉惠。康熙刻《寒支》向入《违碍书目》，非真读书者安能留意及此耶。清儒未刻遗稿及明代史乘罹于清初禁网而湮灭不彰者，俱为异日重修明史之要材，亦非先生莫能抉剔。其卷帙繁重者，似不妨录目备考，俟诸异日。”[20]他充分肯定徐恕的校勘与辑佚工作。
“一·二八”之役，商务印书馆遭劫难。经过公司上下艰苦卓绝的努力，不仅很快复业，而且恢复古籍影印。1934年，张元济正忙于《四部丛刊续编》《四库珍本》与《百衲本二十四史》的辑印，他向徐恕寄去《四部丛刊续编缘起》与目录、《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样本》各二册，并在书信中说：“如尊藏善本精椠，更许为发棠之请，饷以一鸱，则亦流通古书之盛意，非止嘉惠艺林已也”[21]。徐恕很快托人送来宋刻《拙斋集》二卷一册，并告以可代借孙伯渊先生《春秋集证》，又有残宋本《隋书》可以商借，供张选用。《衲史》曾计划用柯劭忞的《新元史》，徐询问结果；徐又代友人商借《永乐大典·水经注》校样，等等，张元济回信一一加以答复。特别对徐恕提供《四部丛刊续编》选用的几种书，张元济说：“宋刻《拙斋集》二卷亦收到。容将尊旨转达敝公司在事诸君，再奉复。书一册暂留。孙伯渊先生《春秋集证》未知是否手稿，抑系誊写之正本？可否乞将首尾两册寄示一阅，再决进止。”“《丛刊续编目》仅就见存之书或照存书片编入，挂漏甚多，有应增应减者，务祈赐教为幸。”[22]
宋本《拙耕集》，作者待考，徐恕拟请涵芬楼购入。孙伯渊，即孙星衍（渊如），江苏武进人，清代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与经学家。《春秋集证》为其著作之一。张元济看了徐恕托人送来的这两种书，回复说：“宋本《拙斋集》二卷，洵称秘笈。属为易书，商之主者，以为涵芬楼既遭浩劫，无力再收善本。代询书肆，亦无收购之意。”孙著也不适宜印行，故一并通过商务分馆缴还[23]。因非泛泛之交，他们的合作是真诚的，坦诚相见，能办的事即办，不能办的事婉言而辞。这就是他们这几代文化人的高尚的道德风范。
四
徐恕一向认为，藏书不为一家之蓄，旨在资助治学者。黄侃曾客徐恕家，读所藏书。杨守敬跟其门人熊会贞合纂《水经注疏》，就得到徐氏帮助甚多。1935年深秋的一天，徐恕拜访张元济，为友人熊会贞商借正在印行中的《永乐大典·水经注》。不巧，张这天外出，未遇，归途中不期而遇。张知道了徐的来意，次日致函徐恕，写道：“昨承枉顾失迎，途遇未获畅谈，甚歉甚歉。《大典》本《水经注》比已印成，尚未装本。熊君急欲先睹，谨取毛样一部呈上，即乞转交熊君检阅，阅后不必见还，此书即请归邺架。能请熊君赐一跋文，评定是书声价，尤为感幸。”[24]张、徐对《水经注》研究学者的帮助令人感动。此后，徐氏不断寄来罕见的版本或校勘本，供张元济选用。内有《法帖释文考异》原刊本、《三辅黄图》校勘本，张阅后甚为赞赏，前者摄照，“拟加入《丛刊》三编”，后者“亦拟留读”[25]
抗战时期，日军轰炸武汉。徐恕担心武昌箕志堂藏书有失，将数万册古籍装箱，往返于长江两岸，用船运至汉口租界。1944年日军轰炸汉口，空袭地点距藏书处仅咫尺之遥，家人邻里劝其躲避，徐恕坚决不从，誓与书楼共存亡。即使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他依然不断向张元济及商务印书馆提供名人手稿与其他书籍。时值商务出版《元明善本丛书》，内有《今献汇言》一种。明高鸣凤所辑，收明初至中叶各家琐言、杂考、随笔、野史等著述。其中野史十一种，可作研究明史参考。1938年初，徐氏寄来《明贤汇语》四册，可补《今献汇语》之阙。张即安排馆方照存备用，复信说：“赐寄珍藏《名贤汇语》四册。察阅版本，实足补《今献汇言》之阙。然前书既已印成，且原书序目不可得见，即加此七种，亦未敢认为完璧。故不拟补入。其中《寓圃杂记》《绿雪亭杂言》《近峰闻略》《三余赘笔》四种，或不见于他丛书，或已采刊而有异同，已擅为照存。异日如有印行机缘，再当刊布，以副盛意。再去岁承寄示名人手稿多种，总思觅一刊行机会，故迟迟未曾寄缴。战衅既开，一切停顿，兹已检齐，另附清单，敬祈察核。邮寄恐有不妥，即日有便人经行香港乘飞机到汉口，当托带上，敬乞检收，并谢雅意。”[26]由于商务印书馆战争中受损奇重，这批书均未能印出，照存印件也不知流落何方……
张元济在上海“孤岛”时期，就将自己涉园藏书捐赠给由他与叶景葵等人创建的合众图书馆。徐恕曾说：“不以货财遗子孙，古人之修德，书非货财，自当化私为公，归之国家。”[27]1950年代初，他即慨然将五百箱、六万册藏书捐赠给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当时张元济因年事已高又瘫痪在床，收到徐恕来信极为兴奋，复信中除回忆俩人当年印行《茗斋集》的合作等往事外，谈到历史文献的归属，彼此的心是相通的。曰：
行可先生通鉴：曩者日寇肆虐，抗战军兴，宇内扰攘，音问遂绝。新国肇建，弟曾至京一行，稍贡刍议。归后未久，即患偏中，左肢不仁，举动需人扶掖，缠绵床席，殆将三年。然每展阅《彭茗斋集》，未尝不眷怀左右也。近奉上月十九日大函，并蒙惠赐华文祺译《死之研究》，至深感谢。旧籍消沈，散失无数。先生劝公家收购至万余斤之钜，保存文物过掩胔埋骼之仁，此诚为儒家盛举，欣佩之至。宋不全本《宛陵先生集》、毛抄《稼轩词》景印有年，莫由寄奉。今承齿及，谨各检呈一部，《梅集》六册，《辛词》三册，奉呈清览，即希粲存。邓广铭似系时人。其注本未得寓目，无以应命，惭歉之至。大作《寿蠲叟诗》，刻意推崇，足征宗尚，审为底稿，读过仍以缴还。倚枕作答，倩人代书，至祈鉴宥。敬颂著祺，不备。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六日发[28]
“先生劝公家收购至万余斤之钜”，是徐恕当时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宋残本《宛陵先生文集》与毛抄《稼轩词》，都是1940年“孤岛”时期张元济辑印完成的古籍善本。信中提到徐氏《寿蠲叟诗》稿，不知如今尚存否。张的信稿地址栏内注：“汉口黄兴路华实里三号”，应该为徐恕的住址，附上一笔，聊存史实。
1959年，徐恕不幸去世，享年七十岁。其子女遵其遗志，又将箕志堂所余之二百箱、四万册藏书全部捐赠给湖北省图书馆，还将包括书画、碑帖、印章、封泥、钱币等七千七百余件文物捐赠湖北省博物馆，实现了徐恕生前“化私为公，归之国家”的心愿。这一年，张元济也走完了他九十三年的人生之路，回归自然。二位以书缘为精神纽带相连接的友谊永世长存！他们之间由互相借书、辑书、印书而发生的故事，将永远铭刻在后人的心间！
2020年8月于上海浦东明丰花园北窗下
注释：
①王世儒编撰《蔡元培先生年谱（上册）》第16、19、2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
②《张元济全集》第7卷，第88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11月。
③同上，第117页。
④同上，第182页。
⑤同上，第192页。
⑥同上，第220页。
⑦范凤书著《中国私家藏书史》，第518页，大象出版社2001年7月。
⑧原件。蔡英多藏。
⑨同上。
⑩《张元济全集》第1卷，第555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9月。
[11]张元济《影印手稿本配刻本、钞本〈茗斋集〉跋》，《张元济全集》第9卷，第241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10月。
[12]同上。
[13]同上。
[14]张元济1934年12月29日致徐恕信，《张元济全集》第3卷，第66页。
[15]张元济《手稿本〈茗斋集〉跋》，《张元济全集》第10卷，第58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
[16]刘承幹著、陈谊整理《嘉业堂藏书日记（下）》第615页，凤凰出版社2018年9月。
[17]徐恕1931年3月17日致张元济信，《张元济全集》第3卷，第64页。
[18]张元济1931年5月8日复徐恕信，同上。
[19]徐恕1931年6月6日致张元济信，《张元济全集》第3卷，第65页。
[20]张元济1931年6月11日复徐恕信，同上。
[21]张元济1934年2月13日致徐恕信，同上。
[22]张元济1934年3月11日复徐恕信，同上，第65—66页。
[23]张元济1934年4月6日复徐恕信，同上，第66页。
[24]张元济1935年11月21日致徐恕信，同上，第67页。
[25]张元济1936年初致徐恕信，同上。
[26]张元济1938年3月22日复徐恕信。同上。
[27]转引自范凤书著《中国私家藏书史》第518页。
[28]张元济1952年11月6日致徐恕信，《张元济全集》第3卷，第67—68页。
【此文原载于《徐行可研究论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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