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前准备
1941年初春，鉴于蒋介石嫡系汤恩伯的六个军对三十八军形成了包围圈，威胁到部队的安全；另一方面由于蒋鼎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对部队连施高压政策。工委经与赵寿山多次研究，除了准备应变和起义方案外，并第二次派张西鼎同志到中共陕西省委驻地（旬邑马栏）汇报工作。但由于他汇报的情况失实（主要是说工委不执行省委要他参加工委工作指示等），省委将其留在边区，并不再与工委联系。入秋，部队处境日益恶化，赵寿山对张西鼎同志长期不回部队，又得不到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十分焦急，情绪非常波动和苦闷，意见很大（此前，赵寿山曾通过杨明轩等设法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央情报系统派驻三十八军的人员也向中央反映过情况。致使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副主任李华、伍云甫等分别致电中央询问。之后，中央查询，张西鼎和汪锋才去延安向毛主席当面汇报）。赵通过崔仲远向工委提出意见，要求由他再派代表直接向中央汇报情况，提出建议。这时的工委也长期得不到上级的指示，也需要派人去省委请示。于是，经工委研究讨论后，向省委发报请示。省委将此电转报中央。中央指示，要选一个既能代表赵寿山又能代表工委的负责同志来延安直接向中央汇报工作。于是，经工委研究并取得赵寿山的同意，决定派我前去。恰好，1942年11月7日，毛泽东主席致电赵寿山："勤兄：（一）可否派贵处郝克永来和我一谈，请裁复。（二）今后通报改用公明勤三字。弟公叩虞辰"（公明勤为此后通讯代号。公，代表毛泽东；明，代表中共三十八军工委；勤，代表赵寿山。电文中郝克永的"永"字应为"勇"字，主席此时只知音而尚不知是哪个字，故有此误。）至于主席因何有此一电，详情不知。后来分析，可能是部队中中央情报人员将工委和赵研究派我去的意向报告了中央所致，但也不一定。因为，既已知道何必又来电询问赵，并要赵裁复？是为赵考虑还是再次请赵确认，似乎理由并不充分。后来到马栏见到张西鼎时我曾问过他，他说，可能是他和汪锋向主席汇报三十八军情况时，因说到工委同志中我与赵关系较近引起主席的重视所致。此种说法可能比较接近实情。因此，主席电报中将"勇"误为"永"也就合情合理了。否则，只能认为是向中央电报者之笔误所致了。
11月，我与蒙定军、胡振家、崔仲远等同志研究，鉴于前派张西鼎回省委汇报工作夹杂个人许多看法，致使严重失实，造成误会，给工作带来长期被动的教训（此时张西鼎在边区未归，赵已怒令撤销其在部队中军职），此次汇报应特别慎重。
为了比较全面地准确地向中央汇报三十八军的情况、处境，对敌斗争，统战工作，党的工作以及赵寿山的思想动态和意见，工委除了多次听取赵寿山的意见外，并由蒙定军、胡振家和我经过多次正式工委会议，对部队各方面的情况，经过了分析研究和归纳，作出了向中央汇报的总提纲。其基本内容包括三十八军的基本情况和敌我情况；上层统战工作特别是赵寿山本人；准备起义后编为西北抗日民主联军；对敌斗争的策略以及应变的各种方案。同时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此提纲除由我反复核对，背诵清楚外，并拟成简要提纲用电报发给中央备案，作为汇报时参考资料。这一工作用了七八天时间，足见工委之重视。
工委接到要我去延汇报的主席来电，本来就是由我向赵寿山面报的。此次临行前，赵召我密谈了多次。他十分高兴地说：这就好了，咱们这里的情况，由你去当面给毛主席说清楚，这样我放心。去年张西鼎走后杳无音信，我曾托杨老（指杨明轩）向伍云甫等询问多次也没有回音，使人纳闷。你这次作为我的代表晋谒毛主席，一定要如实地把咱这里的情况报告给他。赵还详谈了他在这些年来如何与蒋介石进行斗争，为保存和壮大部队而努力工作；他还谈了他的出身和历史，以及他多年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思想变化情况。最后，他很严肃很庄重地提出要我代表他向毛主席提出申请入党。他说道：1937年初，我曾请彭总报告毛主席，我不仅是通"匪"有据，而且是要求"人伙"。多年来我与党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实际上保持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从未得到批准"入伙"的答复。我曾就此事问过杨明轩，他对我说，共产党不是青红帮，随便说说就可以"人伙"，必须郑重申请，履行党章规定的手续才能入党。我这才明白过来，所以这次，我郑重委托你代表我向毛主席当面正式提出申请。他当时的神情和话语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娃呀，你这次去身担大任，一是千方百计请求毛主席把杨先生（指杨虎城）创下的这个摊摊（指十七路军）保存下来，一是要把叔这个屁红子（陕西土话，指淡红色的拥护靠近共产党的人）变成正红（指正式党员）。赵寿山还特别嘱咐，这次去延安一定要双保险，一要内接（指中共陕西省委派人接应），二要外护，带领人员武装护送。为了安全，工委经赵寿山派罗曼中同志带领一个手枪排以回陕西接新兵的名义，于11月下旬将我护送到临潼老家。第二天，中共陕西省委即派地下交通负责人、陕东地方巡视员卫平同志到我家里接应，并由他负责将我送进省委所在地马栏。罗曼中及所率手枪排住我家等候。从此以后，我家便成为中共陕西省委和临潼地下党组织来往交通的一个掩护点。
不应有的插曲
1942年秋，从河南巩县新沟出发，经汜水虎牢关、偃师、洛阳、灵宝阕乡，入潼关到临潼渭北栎阳镇郝邢村我的家中。将护送部队在我家中安排就绪后的第二天早晨，即由卫平（尹省三）接我只身急行军于当夜抵达泾阳口子镇一个小客栈里住下，避过军警的盘查，在夜阑人静的午夜之后，在碉堡林立的哨兵鼻子底下闯过了封锁线，拂晓抵达关中边区铁王镇的接待站，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满以为游子归家，从此便可以很顺利地去到延安面呈汇报，完成党交给我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到马栏后，我才第一次见到了张德生同志和省委军委负责人汪锋同志，还见到了杨信和张西鼎。汪锋和杨信对我此行汇报态度不积极，把一切问题都推到去中央解决。张西鼎告诉我，汪锋同志对蒙定军和我有看法，认为我们对他的领导不够尊重，眼睛向上，只看中央。解放后，汪锋同志曾对我说，当时张西鼎向他们汇报的情况不实，使他们认为我们不尊重省委的领导等等。在这里我之所以说起这些往事，绝没有责备何人的意思，我只是要实事求是地去谈历史，使这段历史较清晰地原原本本地呈现给后人。
事情的详细经过是这样的。
当我抱着赤子归家的幸福而欢乐心情从铁王镇回到马栏关中地委（即中共陕西省委）时，由一位和我很熟悉的联络员杨信，冷冰冰地把我安排到一个还渗水满地的窑洞里住下，一连十几天既见不到有人找我谈话，也不见有给我安排去延安的消息，独坐孤窑，十分焦急。只好到窑外走动。忽然去年派到省委请示工作，久假不归的邓谦（张西鼎，在边区化名邓谦）同志搬来和我同住，我非常高兴。老友相见，分外亲热，问他为何久留？工委给省委打了多次电报，也不回复，他诧异地说：怎么，你还不知道？我说：知道什么？他说：省委已经把三十八军工委的关系掐断了。我震惊地问：为什么？他说：三十八军工委尾大不掉，所以掐断关系，让其自生自灭。不但不叫他回部队，也不让与部队联系。我说：尾大不掉，指何而言。张说：省军委去年叫我回部队向蒙传达：一要我接替你的组织、统战工作，只叫你管宣传，二要把三十八军的大部党员撤回边区。你们说这是取消路线，拒不执行，所以把工委关系掐断了，害得我也回不去。我说，这都属于党内的正常争论，并且都得到杨清书记（即欧阳钦）的核准，认为工委的意见和措施是符合实际的。这种"尾大不掉，掐断关系，让其自生自灭"的重大决定怎么能由个人作出？张笑了笑说：杨清已走，现任书记是张德生。我说：不管谁当书记，毛主席指名叫我去延安面谈，我到这里已经十多天了，既不安排放行，又不说明原因，不知何故？张说：省委已向中央做了报告，要求我和你同去见毛主席。我说那也好，只是这样旷日持久地拖延时日，恐怕不好。张说：中央至今还没有复电，只好等着。就这样拖了一个多月，既不能向延安发报说明至今滞留于马栏的情况，又不能向前方发报说明被滞留原因。只好听天由命地等着。
事后才知道还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原来在我滞留马栏期间，前方工委和赵寿山久久得不到我去延安的任何消息，赵和工委给省委发报查询，久未得到答复。在此情况下，使赵疑窦丛生，情绪不安，于是转求崔仲远同志给中央发报询问究竟，崔仲远给中央的电报如下：
公兄转叶剑英、吴铁铮、博古、南汉宸诸兄：
一、弟去年四月奉勇（指赵寿山）命由渝返部（指由重庆三十八军驻渝办事处主任职回三十八军）。
二、陕西省委近忽调此间新委学生连长章希汀（张西鼎）、搜索连连长何克用（郝克勇）先后返陕。章以招生名义，勇（赵）不知前往。何则系中央径电勇（赵）着去谈话，转陕数月均无音讯。顷据此间负责人（指蒙定军）谈，章何二人业经陕方撤退不再来此，不知何故。查何年来工作成绩颇得勇（赵）信任，且此次亦系勇遵我方意见（去延见公面谈）如竟不回，影响两方年来友情甚巨，斯不仅使仇者快，且予中间人士印象亦必恶劣。兼之新任连长（指张西鼎）相继失去勇之信任。故对章何我方如需何等撤离宜先返复命后，再借词脱退。否则亦希诸兄速电勇说明原委并要何给勇来一对外信。
三、此间如已决定不再设组织，我意对留此须分头说明，以免影响情绪。调北亦应令其先行清理手续，请假不准时以逃了之，事后托人来信申明。
四、弟之去留问题。亦祈明示。
五、复电请于公字后加一明，以资识别。
弟xx（因系情报代号，此不录）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
毛主席发报询问省委究竟，省委复报说，省委意见：代表应由省委选派。郝、张为代表前赴延安面谈。前方又屡次来电，不同意张为代表，并由赵直接给毛主席发报，说明张不能为代表之由。毛在前方工委与省委不同意见争执下，迟疑不决，直到12月上旬，接到崔仲远电报后，才知道陕西省委（实际上是个人）掐断了三十八军党的关系，并将我作为撤回省委的干部扣留的底细，于是采取了折中方案，1942年12月13日给赵复电："勤兄：迭电敬悉。（一）何张到某地已令来延，细谈后当令一人返辕复命。（二）兄处方针，宜委曲求全，撤退极左分子，消灭某方借口，以求自全，否则危险极大，希予考虑。弟公元亥"。如此，才使我得于12月上旬，在张西鼎陪同下，起程赴延，于同月下旬到了延安南区合作社。遥望延安的窑洞灯光辉煌，鳞次栉比，星罗棋布，气势雄伟，恍如当年（1930年）初到上海读书时的感受一般。于是快马加鞭，风驰电掣般地跑上了华石砭西北局所在地，第一个见到了收发室余建国同志，他亲热地把我们引见给了当时任西北局秘书长的杨清（欧阳钦）同志。杨清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把我们安排到西北局四层楼（窑洞）西北拐角的一个僻静安全的窑洞里，对我们的生活和应注意保密安全事宜等都做了关怀备至的周密安排。我这个长期做地下工作的游子感受到了回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一下子把在马栏所受的冷遇和压制感一扫而光。满以为在毛主席颔颐之下，当可顺利地完成亲聆教诲的光荣任务。
当我们住下后，杨清同志和贾拓夫同志找我单独谈了话，除说明毛主席对我安全回到延安很高兴，以及关怀等情况外，要我专心一意，聚精会神地写好三个材料。一是向毛主席的汇报提纲；二是三十八军党内党外情况的详细材料；三是个人的详细自传。并给我安排了一个写材料的另外一个专门窑洞。叮咛我这些材料必须绝对保密，不要给任何人看，写好了后，交杨清同志。于是，我便专心一意地夜以继日地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写好了30多万字的三大本材料，交给了杨清同志。之后如释重负的悠闲起来。有一天，偶尔到西北局的阅报栏和壁报栏去看《轻骑队》的小报文章，偶然看见了我当年在西安中山中学的老同学张光天，他对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我高兴地急欲上前同他握手问好，可是他却摇摇头躲开了，使我莫名其妙，大惑不解。第二天，时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让他的秘书谷瑞同志叫我到他的石窑洞里去"谈话"。进去一看，高岗气呼呼地坐在上面，欧阳钦坐在旁边，在座的还有李卓然、贾拓夫等负责同志。高岗没头没脑地问我和张光天是什么关系？我说，张光天与我是西安中山中学的同学，当时他是党员，我是团员。并说明1933年前后，我和张光天的女朋友的哥哥阎自强在上海建国中学高中二年级读书时，曾与当时在上海以学世界语身份为掩护，做地下秘密工作的张光天有过联系，并曾与张光天到上海龙华监狱里探望过复旦大学党的负责人邓君同志，将我的一部邓演达所著的《中国文学大纲》精装本，达尔文的《进化论》送给了他，而后邓君因病死在狱中等等。高岗听罢后，劈头盖脸地问欧阳钦："他说得对吗？"欧阳钦说：对！他和张光天说得一致。并解释说，张光天当时确实是由陕西调到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党员，邓君和他的两个弟弟邓鉴、邓钊都是共产党员。在欧阳钦这样有力的证明面前，高岗竟挥袖而起，用手砍着自己的脖子说："张光天要不是特务，杀我的头！"欧阳钦和我都不再说话，结果不欢而散。事后我才知道，贾拓夫和欧阳钦当时都是高岗怀疑的对象，张光天则是被定为陕西"红旗党"的大特务，张西鼎由于欧阳钦不叫他和我共同写汇报材料，也不给他安排去见毛主席的任何准备事宜而不满，对我的一举一动进行监视和盯梢。有一次我熟睡中，他从我的枕头下偷看我写的材料，被我发现，我对他做了批评。他辩解说，你和我都是组织上委派来见毛主席的代表，看一下你所写的材料，有什么不可。我说，不是我不让你看，这是组织上的规定。他气呼呼地把材料甩给我。当他看见我与张光天相见的上述情况后，通过高岗的秘书向高岗告了密。高岗如获至宝，欲以此搞突然袭击，一箭双雕，将欧阳钦、张光天和我都打成"红旗党"。不料陷害阴谋未逞，高岗恼羞成怒，屡次从中作梗，迟迟不让我去晋谒毛主席，同时把前方不断催问的电报全部扣压，不报给毛主席。贾拓夫同志为此曾与高岗争执了几次，仍然无效情况下，一天晚上来看我。他对我说：你的情况我很熟悉，要见毛主席的事受到了很大阻难，上不通天，下不通赵。唯一打开僵局的办法，要我写一个请求赵寿山给我带回陕西的部队继续发给经费、给养和臂章的电报，由他送给毛主席批发（因为西北局不能直接给三十八军重庆办事处发此电报）。这样便可以绕过高岗，说明你已到西北局久待见的原委。我当即遵命写了这份电报："勤座钧鉴：（一）职返陕时所率之人员枪支，祈勿调回前方。（二）四二年度新臂章路证等件祈竟〔径〕寄渭北我家为盼。职克勇叩固。"贾拓夫持此电报前去见毛主席，备述以上情况。主席怒责"分散主义"后，当即在原电上批示："发重庆，克勇致勤电﹣﹣请继续发给经费给养，叶剑英办。"并当即通知欧阳钦陪我单独去见他。这样，就在当年引导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陕北才子"贾拓夫同志的巧设良计下，我才得以闯过难关，面谒毛主席。
枣园汇报
1942年12月的一天下午两点多钟，欧阳钦同志奉命陪我到枣园初谒毛主席。我好像是打开笼子的小鸟一样地自由飞翔，快马加鞭，来到了枣园毛主席住地。只见一个由土墙围着的小门前，既无卫兵把守，又无其他人员来往，在一个大枣树掩映下，分外显得幽雅肃穆。我随着杨清同志既不通报，也不询问，静悄悄地径直入内，走到门内旁一座小茅房（传达室）坐下和胡乔木等同志寒暄。言犹未了，从窑洞里走出了两位女同志-﹣毛主席夫人江青和叶子龙夫人蒋英，她们和蔼可亲地招呼我们说：主席还没有起来，先到里面坐。我们走进石窑里面，只见有一个方方正正的炕桌摆在窑的中央，四边各放着同样大小的四个小方凳。江青和蒋英让我们坐下，倒了茶，首先解释说：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办公，白天睡觉，到下午四时起床。要我们等一下。说着取了一副扑克，我和江青当对家，杨清和蒋英当对家打起所谓统一战线扑克来。江青洗牌很快，分牌也很快，出牌也很刁，我勉强能配合好，一下子把对方赢了500分，蒋英不服，说我和江青有暗号。江青很诙谐地说：没有暗号，他是做统战工作的，最能了解对方意图。你要打听你父亲的下落，他定会知道。说着把打扑克停下来，蒋英问我说："叶子龙也给我说过，你定会知道我父亲的下落。他叫蒋听松，听说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处当参议，但一直联系不上，你是否知道？"我当时由于做秘密工作的警惕习惯，有些为难，望了望杨清同志，杨清会意地说：知道的话，可以说说无妨。我于是告诉她说，蒋听松确在卫处当参议，和赵寿山有关系，也和我党有间接的统战关系。蒋英情不自禁地拉着我的手说：这就好了，我被打成特务羔子的帽子可以卸掉了，请你写个证明吧！我望了望杨清，杨点头说：可以！回头由组织部门出面找你再写。蒋英千欢万喜的向杨和我致谢。
正当大家谈论热闹之际，毛主席身披延安自制的土呢子上衣，和蔼可亲地从窑洞后间走到我们的面前，两位女同志即时退了出去。他首先和我亲切地握手说："克勇同志，让你久等，对你不起！"我当时一下子懵怔起来，不知所说的"让你久等"，是指到延安被阻挠见他而久等还是现在等候而言，慌忙中冒应了一声：不！不！主席笑了笑说：好！坐下谈。他望了望我说：你是哪里人，我说：是临潼栎阳镇人。"啊！是不是那个三秦中的'中秦'?"我说：是的。"啊！三秦健儿．关中大汉。"主席问我："你认得张宗逊吗？"我说：知道，他是渭南人，在红军里，没有见过面。主席转向杨清同志，笑着说："关西将军，关东相，名不虚传。"杨清同志也笑着说，两个有些像。接着主席问我何时入团、入党，我说1932年在西安中学入团，1938年3月在三十八军教导队转党。主席点了点头，转问杨清上海那段情况弄清了吗？杨答：弄清了，是个误会。
跟着主席问我在大学念哪个系？我说先是国学系，以后转学政经系。他笑着说："这样好，先国粹，后洋粹，土洋结合，知识广博。""政经系的主要课程是什么？"主席接着问。"主要课程是严复翻译的《富原论》，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还没有等我说完，主席笑着说："富原论也叫原富论，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学说的三大支柱之一，是吗？"我说是的！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里也是这样论证的。主席紧跟着又问："你学过季米特洛夫的《干部政策》吗？"同时习惯地把左手掌伸开，右手提起，伸出食指等我回答。我说学过。"那你说选拔干部的四大标准是什么？"我回答说无限忠诚、遵守纪律、独立确定方向三条时，因为说急了，一时把第四条说不出来。他凝神注目地望着我，好像老师等着小学生回答问题的样子，用右手食指点着左手无名指等我回答第四条。可是我越急越窘，越窘越急，窘急交加，还是说不出来。主席笑着说："独立处理问题！做秘密工作，这条本领很重要。在既无上级请示又无同志商量情况下，你就很难权衡轻重，当机立断，应付事变。"我这个自负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秀才初出茅庐就出这个丑，感到十分难堪。主席看见这个情况，把手掌一伸，诙谐地说："不要紧，打你个九十分。"当我还没有转过神时主席又紧跟着问："学过《易经》吗？""学过，但理解不深。"我坦然地回答。"你会唱秦腔吗？"主席忽然把话题一转问道，"爱唱，唱不好，常走板！"我也莫名其妙地回答着。"你们秦腔里的皇帝出场白上，常常把他的登基说成'九五之位'，是什么意思？""那是他们根据易经的阳刚阴极则损的忌讳之词。"我才意识到主席是拿这个命题考我的试。"其理何在，说说看。"主席在继续考问。"阳刚为十减一为九，阴极为六减一为五。满招损，谦受益，阳极则衰，阴极则损。孙吴兵法上所说的求万全者无一全，骄兵必败，哀兵必胜等等，都是依据这一阴阳盛衰大道理来发挥的。""对了，再给你加五分。"主席拍了桌子说。然后挤灭了烟蒂，燃着了一支烟狠吸了几口，又望着我说："不要当状元，历史上的状元，大多数当了驸马，养尊处优，埋没了人才，很少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接着主席看了我一下说："怎么你还穿着国民党的军装，这个不好，容易出毛病，给他换成延安的服装。"杨清噢了一声。主席忽然把话题一转说："郝克勇同志！你舅舅家姓啥子？"我说姓"范。""是范仲淹的范还是樊梨花的樊？"我说是范仲淹的"范"。他很高兴地说：好！那就把你的名字改成范明吧！做秘密工的同志回到延安，都必须改名换姓。从此我便以"范明"应世到今。解放后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我曾向毛主席写报告要求恢复原名，主席叫李维汉告诉我说，你的"范明"已经成为国内外的著名人物，不必换，换了对工作不利。
自1942年底至1943年初，毛主席在百忙中几次召见我，他花费了几个昼夜的时间详细听我汇报。先后在座的有杨清、高岗、贾拓夫等。我根据工委拟定的汇报提纲详尽汇报。
毛主席在听取汇报时，非常仔细地询问了每个细节，特别是对于以赵寿山为首的上层统战对象人物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动态，做了反复的调查研究。对三十八军工委成员蒙定军、胡振家同志以及每一个主要党员的情况，都做了详细的反复的了解。同时，对工委所提出的统战工作，对敌斗争的策略以及应变方案，做了反复的研究和讨论。至今想来，毛主席的调查研究工作可谓极为用功，周密细致，非常感人。
【范明，1914年12月～2010年2月，陕西省临潼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国民党政府军第十七路军第三十八军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任中共西北局统战部处长，骑兵第六师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藏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八大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