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中國」
王蘧常章草的歷史地位和現實意義
文/張金梁
近現代的上海，是中國歷史上繼蘇州、揚州之後又一座經濟繁榮文藝興盛的大都市。於是四方文人墨客相擁而居，形成了強大的海派書畫陣營。其中王蘧常的章草書法，如海上生出的一輪明月，在書壇上閃耀出神秘而令人驚詫的光輝。
一、王蘧常章草的歷史地位
在中國書法中，草書的藝術性最強，最能代表中國書法精神。草書可分為章書、今草、狂草幾種形式，而章草歷史最為悠久，可謂草書之源頭。衛恒《四體書勢》雲：“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①]此時的草書，還具有潦草之義，是“赴連急就”，“解散隸體兼書之”[②]的產物。這種草寫字體產生後，一面作為草稿樣式為辦文書者所應用，其特點是書寫比較隨便，沒有嚴謹的法則，如大量的漢簡草字都屬於這種情況；另一方面是經上層文人的歸納整理，創造出了一種與草稿書寫不同的新書體———章草。這種書寫筆法講究結構嚴謹規矩頗多，已失去實用方便的主旨，成為上層文人雅玩欣賞的字體。其標誌著漢字書寫除應用之外，向藝術化方面發展的一種趨勢。
章草成熟之後的東漢，產生了杜操、崔瑗、張芝等代表性書家，社會上出現了相當程度的草書熱，而這種熱潮到西晉時的索靖、衛瓘時，仍然興盛不衰。但東晉“二王”今草風靡後，章草才逐漸勢弱式微，至唐時以章草成名者則如鳳毛麟角，宋時便悄然消失於書壇。元代趙子昂掀起復古書風，章草才重新返回書壇，明代書家多能兼善。清代草書不興，章草又無人問津，時至民初又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睞。從而可以看出，章草在歷史上的發展時續時斷步履維艱。歷史的看，漢後的章草發展不但沒有突破，大有每況愈下之勢。其原因首先是此書體講究法度難出新意，所謂善此體書者，大都是以描摹其形為能事，致使風神內涵大失；其次章草筆法簡便字形獨立章法均勻，與正體書非常接近，所以章草書寫容易被當時通行的正體書所左右。如東漢時隸書為通用書體，故章草中存在著隸書的意緒，從《居延誤死馬駒冊》、《武威醫簡、牘》中可以看的非常清楚，而在幾經摹刻的張芝《秋涼平善帖》中，也能領略少許，我們可將其稱為“隸意章草”；魏晉南北朝時以八分書銘石、章程書辦文書，從世傳的《急就章》、《出師頌》、《月儀帖》等皇象、索靖、蕭子雲等人的作品看，其受八分、章程書的影響而隸書意趣漸失，此可稱為“分意章草”；唐後楷書是朝野通用書體，所以元、明時趙子昂、鄧文原、宋克、祝允明等人的章草，皆以楷書筆法為之，可稱為“楷意章草”。由此不難看出，章草筆法境界江河日下，即所謂“時代壓之不能高古”也。
清末民初碑學大興，章草在這種情況下也得到了發展，一時用碑意改造章草蔚然成風，出現了一批優秀的“碑派章草”書家，代表者如沈曾植、羅癭公、羅復堪、卓君庸、王世鏜、鄭誦先等，其中沈曾植不但是開風氣之先者，所取得的成就也最為顯著。他以包世臣側鋒鋪毫及張裕釗方利剛折的筆法寓於章草之中，面貌一新意趣橫生。曾熙贊其“工處在拙，妙處在生，勝人處在不穩。……唯下筆時時有犯險之心，故不穩，愈不穩愈妙。”[③]比較全面地道出了沈氏的筆墨特點和書法精神。實際上，沈氏是以寫意之筆遊戲之心來寫章草的，給“不能橫逸”的章草註入了難能可貴的浪漫色彩，“無意於佳乃佳”的效果不期而至，觀之令人回味無窮。王蘧常是沈曾植的親炙弟子，面對高山仰止的老師，他並沒有亦步亦趨的死學，而以豐富的修養、深厚的功力、堅強的毅誌以及強烈的主觀能動性，創造出了章草的又一座高峰。
王蘧常在章草上的成就是全方位的，這與其取法高涉獵博有直接關系。其學習章草，除對傳世的章草經典作品深入探討外，更多的精力放在對章草之母體的研究上，將章草在特定時期形成的條件、原理、意趣等因素進行剖析，來達到重塑章草面貌的目的。從用筆上看，他不但沒有受到楷書筆法的影響，也沒有深陷碑學風氣之中，筆畫上泯滅掉了北碑大起大落的刀鑿斧劈之痕，向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線條同等粗細方面發展，形圓意方與大篆的筆法相通；在筆畫的組合上，除大量吸收簡、帛、陶文帶有強烈篆韻隸意的偏旁部首溶入章草之外，特別強調線條圓轉，沒有細小的牽絲，全用實在的線條為之，諸如在對撇與橫、捺、點等相接的處理上，往往將二筆連屬，形成了較多的橢圓空白，表現出了非常強烈的圖案美，形成了其具有強烈個性化的章草語言；在結體上，以傳世的《急就章》等經典法帖為對象，對其結字規律進行了排比研究，然後深入到秦、漢簡牘、陶文草字中，進行了繁重的類型比較和科學嫁接，對大量的章草偏旁部首字法進行再創造，新理異態信手拈來，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從神韻上看，字裏行間與金文篆字之意趣暗合，陶冶秦漢神遊三代，大有解散大篆而為之的能力，別出心裁的構成了“篆意章草”之大廈，從而達到了王氏章草在結體、用筆、境界等方面獨樹一幟自成體系的目的。從面貌上看，王氏之書似乎與世傳章草有較大差異，但從形態神理上又讓人感到是地地道道的章草，且淵源深遠體系完整，成為書壇上難得的異香奇葩，成為章草書法發展史上的非常可貴的裏程碑。
王氏章草面世後，便得到了世人的高度稱贊，特別是受到上層文人們的喜愛。如王蘧常的同窗著名學者、古文字學家唐蘭名其齋為“書帶草堂”，屬王蘧常書之，王氏便融漢簡於章草略變形體而成，唐氏則大喜過望曰：“是真可謂新意矣。”[④]陸維釗先生於書法鑒賞境界特高，所許之人亦少，而看到《王蘧常章草選》後“大為稱賞”。[⑤]“沙孟海教授最賞蘧老章草，他評蘧老在西湖嶽王廟所書抱柱聯為‘神州之冠’！以沙老的身份，下如此評語，確乎是極難得的。”[⑥]書家陳祖範總結王氏章草說“先生法書，悠悠古法灼灼古字。可以學，可以賞，可以範，可以傳；可以資藝談，可以滌煩襟，可以泐諸貞瑉，可以以制成法帖，可以作特健藥，可以陶真性靈，可以津梁學者，可以發思古之幽情。”[⑦]其佩服之情不言而喻。王蘧常的章草更使東贏書壇所震驚，“日本《書道》一九七八年第六卷載有《章草名家王蘧常》一文，竟稱‘古有王羲之，今有王蘧常。’一九八一年又有《現代王羲之》一文。”[⑧]這樣的盛譽在當代書家中是難以見到的。書法史上對於每種書體的創造者特別重視，皆大加筆墨記載，唐張懷瓘在《書斷》中也有專門論述：“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隸書者，秦下程邈所造也。”“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升所造也。”“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草書者，後漢征士張伯英之所造也。”[⑨]王蘧常先生獨辟蹊徑體系完整的“篆意章草”，相信會與古之書體的創造者一樣，在書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二、王蘧常章草的現實意義
當代書壇特別註重創新，但創新並不是心血來潮的蠻幹，而是書家要用一生的精力來學習研究探索，以求對某一書法方面的突破。王蘧常之章草書，是典型的入古出新者，若深入分析其成功之路，會提供給我們諸多寶貴經驗。
1、興滅繼絕
歷史上自古有名師高徒之說，有名師指點的優勢有三：一是老師可以根據學生的具體情況量體裁衣，及早的定出目標而少走彎路，為事業的成功贏得更多的時間；二是名師指導的強大動力，會增強學生對事業追求的信心和決心，不會輕易放棄或改變追求目標；三是由於名師效應，學生的成果容易及時的被社會及同行們承認，從而避免了被埋沒的危險。王蘧常最初草書學習《十七帖》。十九歲師從沈曾植後，學書路子進行了改變。其自記曰：“師又知予學《十七帖》，曰：‘右軍書遠承章草，舊有傳本，已不傳。今傳章草僅皇象《急就章》、索靖《出師頌》、蕭子雲《月儀帖》數種而已，疆域偏小，殊難光大，汝能融冶漢碑、漢簡、漢陶、漢帛書，而上及於周鼎彜，必能開前人未有之境，小子勉之。”[⑩]沈曾植在給王蘧常定出了學書的主攻方向後，還在研究方法上給予了指點，並寄予了極大的希望：“凡治學，勿走常蹊，必須覓前人敻絕之境而攀登之。即學‘二王’，亦解新意。不如學‘二王’之所自出。……章草自明宋、祝以後，已成絕響，汝能興滅繼絕乎？”[11]由於沈曾植的名聲和威望，王蘧常對為自己樹立目標的正確性毫不懷疑，繼而便全心投入付諸實施，“興滅繼絕”振興章草也成了王蘧常一生所追求的不朽事業。
沈曾植先生讓王蘧常專攻章草的決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首先他深知王蘧常有深厚筆墨功夫和傳統國學基礎，更清楚他有堅韌不拔的毅力和敢於向書壇前賢挑戰的精神。老師讓他來做這樣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事情，對於當時年輕氣勝敢於鋌而走險的王蘧常來說，身心如同註入了興奮劑而激動不已。之後在習章草的過程中，時刻便有“天降大任於斯人”之感，為實現老師期望的“興滅繼絕”願望付出了畢生精力，最終創造出了獨樹一幟的“篆意章草”。由此可以看到，抱殘守缺“興滅繼絕”是藝術追求中的一條險路，但若目標正確因材施教也能最大程度的挖掘學習者的潛力，得到最為巨大的成果。
2、鑒書合一
歷史經驗證明，要成為一個有創造性的書家，必須要有“鑒古鑄今”的能力。傳衛夫人《筆陣圖》中有“善寫者不鑒，善鑒者不寫”[12]之論，世人多將“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簡單的解釋為：“善鑒賞識別的不善寫，善寫的不善鑒賞識別。”[13]這種將“寫”與“鑒”對立起來的詮釋，在歷史上起到了極大的消極作用。“不”字一般有兩種用法：一是作為否定詞，表示相反意；二是與毋、勿同義，當“不要”講，表示禁止。在《筆陣圖》之語中，“不”字應是“不要”之義，古文中有很多這樣的句式，如《論語》“鄉黨第十”孔子曰：“食不語，寢不言。”[14]是說吃飯時不要說話，睡覺時不要言語。同樣善寫者“不鑒”並不是“不會鑒”，而是“不要鑒”，即書寫“不要”被鑒識中的條條框框所縛，可以充分體現自己的審美追求和藝術風格，這樣才能創作出高水平的作品；善鑒者“不寫”，不是“不會寫”，而是“不要寫”，即鑒識“不要”將自己書法創作的流派意識和排他心理寓於其中，以免影響鑒識的準確公正。[15]“也就是說“鑒”與“寫”不是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在此特別重要的是進行“鑒”或“寫”時要有心態的轉變，這樣才能避免失誤。回顧歷史上的大書家如王羲之、褚遂良、米芾、趙子昂、董其昌等，無不是“鑒”、“書”兼善者，而王蘧常的成功，也是二者結合的典範。
王蘧常的書法創造性，非常明顯地體現在對於歷史上書法作品高屋建瓴的鑒識而為我所用。其在為馬國權《章草字典》所作的序中說：“立庵據大汶口地下器物，將宗國史拓展至二千年以上，予曰：竊不才，願為其小者，僅欲拓展章草之領域而已。因相與拊掌。予之欲化漢簡、漢帛、漢陶於一冶者，自此始。”[16]由此可以看出，王先生學書的過程，不是對於章草進行簡單的摹寫，而是對於與章草有關的字體進行廣采博取，這就需要具有“火眼金睛”的鑒識能力。特別面對漢簡、漢帛、漢陶上面的非經典草寫文字，需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鑒別判斷，以達到披沙揀金的目的，然後才能進行合理的剪裁、揉合、融化，為形成王氏章草的獨特筆法字法，提供物質基礎和質量保障。
3、涉奇心理
涉奇是為藝者非常可貴的心態，它是藝術家創造性的動力，也是藝術格調不同凡響的重要因素。王蘧常先生天賦極佳，素有“才子”之稱，而才子的特點就是多有涉奇心理，或者說存在著較多的理想甚至幻想。其自述說：“我小時候，在他（父親）督教下，專臨歐字《九成宮》和《化度寺》，都臨過數百遍。但是十六歲時，在我大哥邁常的影響下，改習當時流行的北碑，大寫《鄭文公》，而我父親則不喜歡北碑，所以說不許寫怪字。”[17]盡管父親嚴厲，但還在阻擋不了其涉奇心理，對北碑的喜愛愈來愈深。自師從沈曾植後，二人性情非常相近。沈氏也屬於特具涉奇心理的學者藝術家，這從他千姿百態的章草書法作品中不難發現這一點。他在教導王蘧常時，鼓勵他去闖涉奇徑：“凡治學，勿走常蹊，必須覓前人敻絕之境而攀登之。”這為王氏日後的章草書法藝術的創造，留下極為廣闊的空間，這也體現出了沈氏高瞻遠矚的名師風範。
王蘧常在“無錫國專”讀書時與唐蘭是好朋友，有“王奇唐怪”之稱。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申報發表《王奇唐怪》一文，論述了二人的奇怪行為和獨特嗜好。在文字方面：“他們都喜歡寫古字，往來信劄，都寫龜甲文或鐘鼎文，有人笑他們不通，他亦滿不在乎。”王氏的奇，並不是故弄玄虛，是骨子裏氣質的外在顯示，表現於為人處事、為文、為藝各個方面。如其坦然自論：“蘧學文，惟古是好，詰屈聱牙，黔墨臃腫，不合於世久矣，士大夫且相笑以為怪。”[18]其二十二歲在無錫國專時作《觀浙潮賦》，校長唐文治評曰：“極揮霍離奇之能事，物無遁形，木玄虛、郭景純應避其出一頭地。又曰寫此題，不能再好矣！”[19]一堂皆驚。同樣，王蘧常先生在評論詩文時也以奇為重，如評論朋友之作曰：“尊作伉爽有奇氣，淅脫清人氣味。”[20]“奇氣”正是他為人為藝不流於俗做事不同凡響的表現，也許是他自稱的“野性難馴”[21]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古人有“開張天岸馬，奇逸人中龍”聯句，用以形容王氏之心境精神非常合適。還應該說明的是，王氏之奇是才華的出類拔萃之奇，與學問能力平庸而靠旁門左道之怪以求出名者大相徑庭。就王先生的書法而言，正是將這種奇氣自然而然的註入到了章草之中，故而形成了古樸高雅的藝術風貌而雄視書壇。
4、從面到點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在各方面所取得同等的成就。從整體上看，王先生是一個通才，在書法上篆、隸、楷、草無不擅長，但他始終有一個清醒的意識，就是專攻章草。也正是他運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而對各種書體大量涉獵，才使章草達到別開生面登峰造極的地步，其中從面到點的鍛造方法，是他成功的秘訣之所在。
王蘧常對書法的學習，涉獵的面非常廣闊。其《回憶趨庭三十年》曰：少時“《九成宮》、《化度寺》，都臨過數百遍。”[22]後在沈曾植的指導下習魏碑，對漢、魏、六朝碑版中圓筆者如《乙瑛》、《夏承》、《孔宙》、《封龍山》、《鄭文公》、《雲峰山刻石》，方筆者如《張遷》、《衡方》、《爨寶子》、《爨龍顏》、《張猛龍》、《張黑女》等，都下過很深的臨摹功夫。在草書方面，先是對於王羲之的《十七帖》的筆法結構文辭皆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自謂少時患瘧，即賴以為病榻消遣，由於病中汗漬，竟將石印唐拓本，先後糜爛達四部之多。”[23]後在沈曾植的指導下對流傳於世的章草《急就章》、《出師頌》、《月儀》以及陶文、簡帛、鐘鼎吉金都進行了反復臨習研究吸收消化，為創造出王氏章草體系作好了充分準備。
與一般書家所不同的是，王先生所涉獵碑帖眾多，但很少用之創作，他不想成為一個兼善多能的通才書家，而是為日後的在章草上突破積累素材。其門人王運天記曰：“他練習篆隸更勤，寫在報紙上，堆積如山，但是不為人寫。說：‘我所寫篆隸，意思並不在篆隸啊。’我們不懂，他又說：‘意思仍在真草啊，要把篆隸的筆意，運用在這裏面啊。’”[24]這種養氣蓄勢，善於移植嫁接的作法，是非常高明的。昔日何紹基晚年以遍臨鐘鼎、漢隸為日課，從而使創作的行書日新月異，王氏之學習方法與何氏非常近似。
若總結一下王先生的學書的過程，便會發現如下的規律：其在選定章草書法目標後，便對相關大量碑帖進行學習研究，形成了一個很大的書法學習面；然後根據自己的審美意識進行陶治鑄造，使各種書體都帶有明顯個性化特色，即形成一條書法的風格線；最後將這條線上的所有能量聚集於原先索定的章草這個點上，從而使其淩空獨立大放光芒。
5、學術理念
王蘧常酷愛書法，但並不是事業的全部，甚至不是事業的主流。他生於書香門第，自幼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三歲辨四聲，五歲後便讀《四書》、《毛詩》，稍長經、史、子、集無所不覽，故有“神童”之譽。後又師承沈曾植、唐文蘭、梁啟超名師，學問大進。無錫國專畢業後，曾執教於無錫國專、暨南、之江、交通、大夏、復旦諸高庠，為近現代名學者、大教授。其十九歲曾在上海沈曾植家與王國維相識，沈氏介紹說：“此即嘉興才子王蘧常。王說：‘早已聞名，詩、文、書法均能獨立。”[25]王國維是近代國學大師，其發明的二重證據法為史學研究開出了一道新路。王蘧常也酷愛史學，在研究上也有知難而進抱殘守缺的誌向，很可能受到王國維治學思想的影響，姚繼虺記之曰：“近歲君喜言考據，奮誌造三代史。”[26]所以王國維曾戲稱其為“王三代”。王蘧常於史學、詩學、文學研究皆有創見，一生撰述不已著作等身，代表者有：《禮經大義》、《諸子學派要詮》、《商代典墳誌》、《荀子新傳》等數十種，為學術界所稱道。
王蘧常對於章草書法的學習研究，也是以學術理念對待之，而得之考據學以及王國維二重證據法尤多。考據學的主旨是追根求源以探真諦，於他學習章草窮盡資料探索根底考察源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方法完全一致；王國維的史學二重證據法，最主要者是“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27]從而將世傳有誤的文獻進行糾正，以還歷史之真面目。王蘧常也正是用這種方法來研究章草的，他不遺余力的搜集研究地下出土的簡、牘、帛、陶上面的草字，來與世存於紙上的章草字帖互相印證，比較分析其中異同，再從中找出與章草相通的規律，用大量的書寫實踐將其融化於創作中，創造出了別開生面的“篆意章草”。所以說，讀王先生的章草書，如同讀中國書法的章草史，不僅被精湛的章草書法藝術所陶醉，也讓其中深邃的學術精神所震撼，這正是王蘧常章草魅力之所在。
[①]《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頁。
[②]《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頁。
[③]馬宗霍《書林藻鑒》，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44頁。
[④]王蘧常《馬國權〈章草字典〉序》，《書譜》1987年第三期，第48頁。
[⑤]鄭逸梅《書壇舊聞》，浙江美術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頁。
[⑥]陳祖範《近代書苑采英》，浙江美術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頁。
[⑦]陳祖範《近代書苑采英》，浙江美術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頁。
[⑧]鄭逸梅《書壇舊聞》，浙江美術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頁。
[⑨]張懷瓘《書斷》，《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165頁。
[⑩]王運天《王蘧常教授學譜》，上海公牛廣告公司企劃2000年征求意見稿，第9頁。
[11]同上。
[12]《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頁。
[13]潘運告《漢魏六朝書畫論》，湖南美術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00頁。
[14]（宋）朱熹《論語精義》卷五下，四庫全書本。
[15]關於“寫”、“鑒”的問題，見拙文《“善寫者不鑒，善鑒者不寫”新論》，待發。
[16]王蘧常《馬國權〈章草字典〉序》，《書譜》1987年第三期，第49頁。
[17]鄭逸梅《書壇舊聞》，浙江美術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頁。
[18]鄭逸梅《書壇舊聞》，浙江美術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頁。
[19]王運天《王蘧常教授學譜》，第13頁。
[20]鄭逸梅《書壇舊聞》，浙江美術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頁。
[21]鄭逸梅《書壇舊聞》，浙江美術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頁。
[22]鄭逸梅《書壇舊聞》，浙江美術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頁。
[23]沈侗樓《氣骨縱橫孕包四體》。《書譜》1987年第三期，第18頁
[24]王運天編著《王蘧常教授學譜》，上海公牛廣告公司企劃2000年征求意見稿，第59頁。
[25]王運天編著《王蘧常教授學譜》，上海公牛廣告公司企劃2000年征求意見稿，第9頁。
[26]王運天編著《王蘧常教授學譜》，上海公牛廣告公司企劃2000年征求意見稿，第11頁。
[27]陳寅恪《王靜庵遺書·序》，《學術文化隨筆·陳寅恪篇》，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