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金：漳州基督教会学校述要

引子

＊本文摘自《漳州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年12月)，作者张连金，原标题《漳州基督教会学校述要》

华英小学(现漳州四中)

正文

我在解放前长期参与基督教会及其所办学校的工作，历任基督教会漳南堂会长老、基督教漳州区会主席，担任华英小学校长三十年，对于教会学校情况有一定的亲身经历和见闻。

当1942年美国归正教公会传教入闽百年纪念时，我在纪念特刊上写过《闽南教会教育概述》一文，那是站在反动立场，把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说成是“到处兴学，渝民智，培民德，慵人必需的知识，导人必循的途径，社会文化因之逃步，风俗浇漓于焉转移。”尽力为其渲染画皮，加以歌颂。

解放以后，经过长期的自我改造，在政治觉悟和思想认识的提高下，我认为有必要作一番新的概述和剖析，蒂供地方史料的参考，同时对以前所作的那篇文章作个批判。

由于年代久远，且乏资料参考，所述多凭记忆，错误遗漏在所难免，尚望熟悉其事者，多予指正和补充。

1842年2月24日，即在鸦片战争发生后的第三年，而《南京条约》签订之前的六个月，美国归正教公会（简称美公会）宣教士雅伸理(Dr·DavldAbeel)偕间美国圣公会文主教(BishopBoolle）趁机取得英国驻华大朴鼎查（S·H·PotTmger)的介绍文件，自澳门抵达香港而后到鼓浪屿。那时鼓浪屿尚为英国侵略军所占据，因英侵略军首领戈贝少佐（）的妻子是个基督教徒，且是文主教的旧相识，因此得到招待，并在鼓岛找得住宅。同年三月三日这两个外国传教士就过渡到厦门作第一次的布道活动（参阅闽南圣会报55卷第1期觉卢所作《闽南教会第一位宣教士雅伸理先生》一文）。从这些史实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出了所谓闽南教会开山老祖的雅伸理是乘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军占据厦鼓时，在其保护下潜入而进行传教活动的；也充分说明基督教传入闽南是趁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而来的。这就告诉我们：基督教的活动是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分不开的。近百年多来，许许多多的史实正充分证明某督教自始至终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的。

在《南京条约》订立以后，美公会于1814年和1817年又相继派了波罗满、罗啻（R·E•DOty）和约翰·打马字（j•Talmage)接踵而来厦门。英国仑敦公会（简称英公会）和长老会（简称英长老会），也分别于1844年和1905年前来厦门设教。各公会于进入厦门的次年便向漳州地区（即原汀漳龙所辖各县）推进，不但在城市，甚至穷乡僻壤也开堂设教。随着基督教的传入而附设私塾，进行奴化教育。

英美公会在其所有开堂设教的城乡，无不在教堂附设学塾，由传教士兼任教员。如美公会在东坂后（现青年路)礼拜堂附设笃励斋（男塾），英公会在接官亭（现新华东路）礼拜堂附设进德斋（女塾）。约在1895年以后，在清政府改革学制的影响下，乃先后改为学堂，笃励斋改为育贤小学堂，进德斋改为进德小学常堂，美公会又创办养正女学堂于河下街（现瑞京路）。

1897年春，英美公会为适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需要，联合其所属教会创办漳州中西学堂于马肚底（现市体育场内），由股雪桥任校长，至1904年校舍因洪水倒塌而停办。1908年，英公会为单独控制起见，乃利用教绅黄振装等倡议复办，改称中西育才学堂，并将接官亭礼拜堂附设的男塾更名漳东小学堂，并入为附属小学。

1914年接官亭礼拜堂聘周寿卿（系一学痞，在厦鼓私办高等女学一所，一贯骗取华侨捐款以建筑校舍，但随建随卖，从中牟利，无心教牧职。抗日战争中在厦鼓投敌当汉奸）为牧师，周奉英公会之命而创办华英中学堂（实是育才学堂的更名），以周宗侨任校长。1919年欧战发生后，英公会无力负担该校的经常费，因而停办，但续办小学，名为华英小学。

当时我国的封建统治者对于幼儿教育是漠视的，但外国宣教士并不放弃这一阵地，他们深知从幼小者的心灵中灌输宗教观念，对其传教工作的发展是极为重要和有利的。因此约在1915年间英公会女宣教士黎以智首先在进德小学堂之旁附设幼稚园，选送了一批进德小学堂毕业生，升入鼓浪屿英长老会所办的怀仁幼稚师范肄业，培养师资，作为长久的使用。不久养正小学堂也附设了养正幼稚园。1920年，黎以智又创办进德女中学于接官亭礼拜堂附近，并自任校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公会因英国战后经济衰退而乏财力，不得不把其北溪宣教区（即华安、龙岩、汀州）划归美公会，因此美公会的宣传区起自同安、厦门以至漳州西、北二溪流域的地区，而漳属更居其辖区的主要地位。美公会为吸收漳、汀西属青年，乃于1924年将原设于厦鼓的寻源书院迁入漳州，建新校舍于芝山之麓。

英美公会创立这些中小学校，自始至终是以宣传宗教和进行奴化教育为目的的。同时为培养宣教人才作为工具，以配合其传教“事业”的进展，美公会约于1929年在漳州设立国南圣道学校。

为时不久，乃与英长老会、英伦敦会所办者合并而移设于厦鼓。

1937年又迁入漳州，改称闽南神学院，设院址于马公庙。

英美帝国主义者的宗教活动，是随其武装侵略而开展的，同时为配合宣传工作的推进，终始不放弃教育和医疗工作，前者以培养人才为名，而后者则以博爱为怀以麻醉群众。因而在基督教传入漳州以后，英公会乃于1890年创设医疗机构，后又扩充为福音医院。为协助医生的护理工作，限定只吸收教徒子弟为学徒。这种制度持续三十年之久，直到该院创办人英籍医生巴阿美于1920年回国而停止。1936年英美三公会合办改为协和医院，翌年附设仁恕护士学校，作为专门培养护士的机构。

解放后，上述中小学和护士学校先后归并，闽南神学院亦并入南京金陵神学院。

帝国主义分子是懂得怎样来适应中国社会的，因而教会学校在学制上以至课程，也不得不随时代潮流而有演变和更动。

当清末我国还有私塾存在时，教会随之设立学塾，及清政府改革学制时，各地纷纷设立学堂，教会的学塾也随之改为学堂，如笃励斋改为育贤小学堂等是。

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学校立案条例，教会学校不得不先后应付办理立案手续，同时在学制上也有所改变。如寻源书院改称寻源中学，原是先四年为中学，并分汉文、英文两班；后两年为书院，分为大学预备班和道学班，这时亦改为三三制的中学。小学也都改为四二制。但乡村教会所设的小学，因无固定基金可自建校舍，不符合立案条例，不得不先后停办。

各级的教会学校，虽有所属公会的不同，但因都属于基督教者，因而可以互相配合接连地升学。如育贤、华英小学毕业生,可升学寻源中学而后进入福州协和大学或其他教会大学；进德、养正小学毕业生升入进德女中学，而后进入福州华南文理学院、协和大学或金陵女大等。在这些大学毕业后又可进入燕京大学或岭南大学取得硕士学位，而后留学美国。

在课程上，也随时期不同而更改。当办学塾时，虽以我国的《四书》为主要课本，但《圣经》的摘要本仍列为必修科。在《中华基督教简史》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教会学校教师每日授课当以圣经为重。”

基督教传入闽南的初期，《圣经》还没有译本，为宣传的便利，美公会的罗和打马字两个传教士和我国一位杨先生（其名和生平待查考）共同想法，创造一种所谓“白话字”——利用罗马字母二十三个字来拼音为方言，以字写话，写话成文这虽是一种文字改革，但其目的却是企图从易懂易学中来宣传宗教，达到麻醉奴化我国人民。这种文字相当普遍地流行于教会中，不但我国的福建、台湾，甚至缅甸、越南、马来亚以至菲律宾等华侨地区的教友，也都会运用这种文字以方言拼音写信看书，而且用得很熟练。

“白话字”书籍，最早的是1853年出版的《天路历程》上半本，其后《圣经》的摘本如《马可福音》、《路得记》等和诗歌、益智小说等亦相继出版。1873年《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先后在英国出版。其后《圣经纪略》、《天路历程》等的全本亦出版。此外，还出版了科学方面的一些书籍，如地理、笔算、代数、动植物等，它都是用粗浅的语词编写的。甚至为帮助学会汉文而编印了《四书译解》、《三字经译解》等。同时也印行一些工具书，如1873年英国出版了社嘉德编写的《华英白话字典》,1894年出版了打马字编写的《厦门音字典》。台湾的甘牧师且用“白话字”制成凸字，后改为凸点，用以教盲人学用。为开展教会工作的宣传，1888年打马字夫妇又创刊了“白话字”的《漳泉圣会报》。这些书刊当时销售极广，其影响也很深远。

当我国处于反动政权的统治之下，英美传教士是利用这种通俗易懂的文字，作为传教和教学的工具的，它不但骗取了教徒的乐于应用，也从而扩张了基督教的势力。

教会在创办男女学塾时，即是采用这种“白话字”作为工具的。课不有《圣经》摘本和《天路历程》、《真道问答》等。女学塾每星期还以两天时间学习缝纫、刺绣和描画花鸟，她们学完课本就可以回家料理家务，有时也帮助教会教一些教徒学习“白话字”，或在星期日礼拜时在教堂弹琴。那时福音医院的学徒也是用这种文字纪录医生巴阿美口述的医学常识的。

漳州中西学堂的课程仅有国文、英文、数学三科，但以英文为主，编级也以英语程度的深浅为标准。担任课程者除外国传教士和校长殷雪桥外，还聘用日本人清水。英文课本共有八册（书名已忘记），是采用英国在其殖民地所用者，这很明显地是要培养一批可供其利用的洋奴。事实也正如此，由该学堂出身者有的在英人控制的邮政局办事，有的在厦门出任美孚洋行等的买办。

寻源书院原设有英文班和道学班，目的在培养一批从事于文化教育和传教工作的“人才”，林语堂（初名和乐，又名玉堂）即是出身于该书院的英文班，无怪他以后会写出《吾国吾民》和《生活的艺术》等书。该书院于北伐战争胜利后，虽改为普通中学，但撞增英文科时数，而圣经仍列为必修科。抗日战争前后目聘有宗教教师如卢传河。英文课程教师，初期几平全由英美传教士兼任，所用课本初期亦采用英国编印者，而高中则多以英国小说代为课本，如《双城记》、《鲁滨孙飘流记》等。美国传教士米为霖且以《顽童的故事》为课本。其他如代数、地理等科也采用英文课示。1930年以后因不合规定且不适用，才逐渐改用我国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进德女中学亦相类似，不加赘述。

小学以国文、英文为主要科目，初期英文亦采用印度所用者，后改用我国教科书。宗教列为必修科，如初小以《训蒙浅说》、《真道问答》，高小以《马可福音》等为课本。学校立案后才逐渐废去。幼稚园的唱歌、表演、故事、游戏等，不但大都搬用英美者，且含有极浓厚的宗教内容。至于圣道学校或神学院，除国文科外，都是有关宗教的学科。至于护士学校，除护理常识和实习外，其活动和生活，也充满着宗教的气味。

近百多年间，基督教会在我国各地遍设各种学校，为的是什么？我们从其一切措施来看，很显然地是“培养”更多而更好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工具；同时吸收众多的青年成为基督教徒，从而巩田其侵略与统治中国的根基。

教会在未规定教徒的子弟应进入教会学校之前，早已在这样贯彻了。《中华基督教简史》中有这样的记载：“……会中子弟应招致入学，以免就学于外人，因其中多有不合吾道者。”所以教会设有小儿名册，一到入学年龄，教牧人员就多方招致其进入教会学校，而且也有相当效果：教徒的子弟在初期几乎全是进入教会学校的，教会不但要求教徒的子弟进入教会学校，也切望他们学成之后能在教会工作。美公会牧师礼振铎在《男女学校之发达》一文中说：“教会所培养之教员，或赴南洋谋生，或任国家要务：一若红杏出墙，任人攀折，此虽可喜，亦诚可忧，楚材晋用，教会将有需才之一日。”（文载《禧年全会录》），这可说把教会的企图暴露无遗了。

基督教会创办学校已是要为其服务的，因此从课程以至一切活动都离不了宗教。如中小学每日上课前的“朝会”，即是完全以宗教的宣讲为内容，经常由校长，教师或教牧人员主持。学生所组织的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也是以宗教为内容的。且在学生中经常有所谓“查经会”、“祈祷会”或“布道会”的活动。学生课外组织的“英文学会”，也脱离不了宗教的色彩，读的是英文本的《圣经》。即使节日举行的活动，也包含着宗教的内容，如重阳节举办的所谓“思亲会”等。

更主要的是配合教会的种种宗教活动而活动，举凡教堂落成、牧师按立等，学生必集队参加；而基督教会的节日——圣诞节、受难节、复活节等，学校也都要单独或参与教会举行形形色色的活动。如1925年冬，寻源书院为庆祝圣诞节而大规模地表演所谓“天堂与地狱”，即其一例：在书院范围内布置了“两个世界”——象征罪恶社会的地狱和极乐世界的天堂。先入地狱境界，那是浩街烟厕、赌场、酒楼、妓馆，即化装逼真，丑态毕露;经树林阴处，出现了面目狰狞的鬼怪——烟鬼、赌鬼、酒鬼以至吊死鬼，且故作鬼声以唬吓妇孺；转入天堂境界时，那是道路清洁，灯光辉煌，沿途悬挂“信主得救”、“信主登天”等《圣经》中的故事图片；终点是“天堂至圣所”，教徒凭券入所，聚集于此，在开赞美会，歌颂主耶稣的降生，那些美传教士们却倨傲跨腿坐于台上，夹杂在神话中出现于观众面前，用以迷惑人心，误认他们即是天堂里的天使，这充分说明了教会学校到底是为谁服务的，宣传的又是什么。

每逢星期日上午，中小学学生必列队进入礼拜堂参加崇拜活动，寻源书院对违者且处以留校一小时的惩戒。下午中学生参与主持“主日学”，小学生参加“主日学”的活动。“主日学”是教会对儿童进行宗教宣传的主要形式，是和中小学配合而开展的宗教活动。高兰庭（萃芳）牧师说主日学是“灌以真理知识，养其道德观念”，其实是通过宗教活动灌输迷信毒素的。我们从邵友文（女，一个宗教活动者）的《儿童归主运动》一文中所说的：“我们普遍儿童主日学，只有教授儿童论上帝、论主耶稣及其他圣经中的故事，而忽略儿童借主耶稣的宝血，直接连于上帝，这实是一种大缺憾。有无数的人，小时曾参加主日学，到现在仍是迷失的人。”更可以清楚地看出“主日学”的险毒用意了。可是他们还认为做得很不够，因而积极地在开展什么“儿童归主运动”。

教会学校是禁止学生在星期日参加教会以外的活动的，为的是“要全心服事主”。但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青年学生是有其一定的觉悟的。这里举个事例以见一斑：1928年秋，龙溪全县运动会举行时，由于大会主持者深恐足球赛冠军被寻源中学所获得，故意把决赛时间安排于星期日，企图使寻源中学因不能参加而弃权。该校主理美籍练欣万得悉决赛定在星期日，严禁学生参加，但球员深知大会安排决赛时间的用意，曾经与主理力争出席参加，但仍不获许可，因此球员乃毅然不顾主理的禁令参加决赛。事后练欣万以学生违抗命令，将为首的陈主明等开除，学生表示反对，校方坚持不收回成命，因此引起罢课风潮，学生愤而纷纷离校，学校只得关门，至翌年春才行复校。这是该校创办了四十五年来的首次学潮。

教会学校为适应青年的特点，乃利用“春假”（教会中等学校俗例以阳历四月一日至七日放假一周，称为“春假”）和暑假期间，划分地区集中各中学男女学生举行所谓“春令会”、“夏令会”等，这是以宗教为内容，通过各种活动方式，向青年灌输毒素的活动。直到解放后的初期，还利用这种形式进行宗教宣传的活动。如1950年夏，在闽南神学院（当时设在本市马公庙）举行夏令会（参加者一百二十多人，多为教会中学男女学生）以“鼓励青年更热心奉事主”为目的而开展活动。在会上，有的向青年灌输政治超现实的思想毒素；有的因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着重宣扬英美的生活方式，介绍其旅英感想，灌输崇英的思想毒素；英传教士慕乐真（闽南神学院教授）在讲词中竞公然反对唯物主义,他说：“机械唯物论已成为过去的了”。漳州基督教青年事工委办在该会特刊的发刊词《丰盛的生命》中，开头便说：“在这干燥的季节里，为我们带来了一些凉的南风，在河漠般的地带中,为我们预备清净的泉源。”在《夏令会的前瞻后顾》一文中又说：“我们闽南神学院的园地似另个世界，我们都能体会黑门山（耶稣和其门徒避难祷告的地方）的一些情景，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说我们在这里真好。“这些都是不满现社会的诡言，煽动青年对美好的新社会产生恶感以至仇恨。慕乐真在《生命的恩赐》一文中，更阴毒地煽动青年殉道，走向毁灭自己的道路上去，他说：“生命是由死而来的”，“一粒种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难怪一些青年思想受毒很深。

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利用所谓“基督教青年团契”这个组织，在教会中等学校中，甚至发展到公立中等学校中，进行宗教活动。美传教士闵加力主持的“硕仁团契”，更是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宗教活动的中心组织。

教会学校的宗教活动，在北伐革命声势浩大的冲击下，不得不改变方式隐蔽地进行。可是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建立其反动政权以后，就阳奉阴违地公然进行种种宗教活动了。直到抗日战争前后，中小学仍有宗教活动的“朝会”，且专设所谓宗教教师,

不但有课程，且有课外的宗教活动，如进德女中学开展一种所谓“见证会”的活动。在这会上常有人在作“见证”，如有的女生说她丢失了一支钢笔，因祈求主帮助，终于找到了；有的说她昨夜没温习功课，祈求主帮助，结果考得高分数等等，因此她们“感谢主，赞美主”，用这种种捏造的事例来诱惑青年必须信奉主依靠主，那就万事大吉了，真是谎谬极了。

在幼稚园中，虽为适应儿童的心理和兴趣而有种种活动，但其内容仍是充满着宗教思想的灌输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传播。

以宗教故事麻醉儿童：凡事得信靠主、顺从主；玩具、图片和教室环境的布置等，尽是搬用英美幼童所用者，毫无民族色彩，从小施以崇外的奴化思想。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由美帝分子毕范宇拟具了所谓发展全国农村教会的计划，且在上海召开多次会议讨论具体措施。漳州美公会下显理在出席参与会议后，即着手筹划该项工作，准备以寻源中学和闽南神学院作为基地，大力培养农科人才，以配合教会向农村发展的需要。如寻源中学不但增设农场，且延聘金陵大学农科毕业的杨锡建任校长；闽南神学院也聘福州协和大学农科毕业的任启晖任教授，并开展各项准备工作。

从上述的具体事例中，充分说明教会学校是在为帝国主义服务的。

教会学校虽聘任校长，担任行政工作，但实际权力却掌握在英美公会所派遣的“主理”手中，不仅控制与操纵校务，校长必须仰承其意旨行事。从学校经费预决算的编制与审核、校务的计划、教职员的聘任，以至对外的联系等，无不先征得主理的同意而后进行。甚至发给学生的毕业证书，亦得主理、校长并署，进德女中学且由主理黎以智自兼校长。北伐后，学校遵章立案，外国人不得兼任校长，进德女中学乃以殷采芸继任。主理名称虽废，但各校仍有英美公会所派的传教士掌握实权。这时是以公会代表和董事会名义这双重身份来干预学校的行政的，如美公会下显理的把持寻源中学，英公会柳安宁的控制进德女中学等。各校虽有董事会的组织，但人选限为教徒，且是主理所同意，择其可利用或协作者聘任之，难怪有人讥之为“吃饼董事”，因董事参与会议时，只吃吃茶点，毫无权力，一切议案尽由公会拟便，仅提交董事会通过而已。而每当经费缺欠时，又责成各董事分头募充,这分明只是利用而已。各校所组成的董事会，初仅限于教会中人，且多为豪绅与殷商，如陈启裕长期任育贤小学董事长。后为依持权势，藉以便利办学，又笼络官僚，如进德女中学特聘杨逢年为所谓名誉董事，是其一例。

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在主持教会学校中，对为其长期驯服地效劳的校长等，常多方施以小恩小惠，加以笼络。如进德小学校长黄红柿任职五十年，所得月薪不高，而其子女多人，均由公会资助升学，其中四个女儿分别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大和福州华南女学院，且有两姐妹先后被资送留学英国。又如寻源中学校长林育人、教务主任张福安，在长期服务后也先后被资送留学美国。这些被资助升学或资送留学者，学成后都仍要为教会学校工作。这是英美公会在文化侵略上惯用的阴险手段。

英美帝国主义藉基督教会之名办学，不独操纵学校行政，且自始至终控制学校经费。收支必经其手，账目保密，向不公开，即使是校长、总务亦难深悉其内情。这是为掩盖事实，使教会内外都认为他们是“出资办学”的，从而保持其特权。但事实如何呢？我们从下述事例就可以获得解答：

（一）校舍的建筑：

寻源中学由厦鼓迁入漳州，系以其原有校舍出让与毓德女中学所得之款移作建筑费的。1924年在芝山之下仅建教室两座、宿舍、校长楼各一座，应用石料多擅掘城石，而礼堂和膳厅只修缮旧大厝充用。拖延二十多年终未添建。及抗战胜利后，始募得买办卓绵成捐资添建仰成楼和图书馆。进德女中学于1933年兴建新校舍等，除英公会将厦鼓已停办的明道女学校舍出让，得款三万六千元拨充外，余则责成董事会募捐凑足之。因此黎以智、黄红柿和殷采芸分别两度前往南洋劝募。华英小学校舍等，是英公会施耐劳两次、张连金一次前往新嘉坡、菲律宾、印尼等地向华侨募得五万元，龙溪县建设局批拨城石六十丈充为材料，而英公会仅出资二千一百元购地建成者。育贤小学校舍等，亦系教徒捐建者。

进德小学校舍亦系陆续募款修建的。如上所述，各校校舍等的建筑费用，多出自我国教徒、华侨以及剥削劳动人民血汗的买办。

（二)基金的筹集：

寻源中学基金十万元，系买办卓绵成将其鼓浪屿旗仔尾洋楼两座估价拨充者；进德女中学基金十万元，系借用校童陈智君、殷雪圃的房产契据冒充者。教会学校就是这样以房产估价骗取我国政府批准立案的。

（三）常年费：

教会学校一贯的作法，是以“勤俭办学”来维持的，所谓勤俭是尽量节约开支，但高收学费，压低员工的薪金却是其实质。

如寻源中学初中学费每人每学期银元二十元，华英小学的学费高小六元、初小五元；而教员月薪仅公立学校之半数左右而已，如进德女中教员黄秉哲服务近卅年，月薪仅三十元左右。至于曾受教会或学校资助而毕业回校工作者，每降低其月薪作为偿还。寻源中学员工薪金任凭美公会代表的意旨密封分发，坡此间多不互知其薪额多少。每当经常费不敷时，多以募捐所得作为弥补。进德女中于抗战初期迁往平和小溪时，张河山稍为资助，则感恩戴德。英美公会对学校的资助为数极微，如进德女中年仅数百元,

华英小学每年经常费约五千多元，英公会仅付三百一十元而已。

如上所述，教会学校是采取多种多样的手法来筹集资金，备作长远之用的，可是结果适得其反，尽为教会中身任校董的豪绅所吞没无遗了。如陈启裕强借育贤小学款项三千多元不还；曾江河因任华英小学司库挪用吞没该校存款二千一百元；黄莲舫以一纸便条强向进德女中借款五千元，当其在厦鼓投敌被狙击毙命后，化为乌有；漳州堂会骗领了大批救济物资，将发放后剩余者变卖得款存入银行，其款额足供全堂教友子女升入大中小学助学金之用，也被该堂有权的长老持势联名借用，伪币贬值后成为废纸。

从上述具体事例中，我们可以了解教会学校从创办以至维持，大部分经费是向我国人民筹集者，而英美公会仅拨付为数极微的所谓资助，但却以创办者自居，始终控制实权，操纵一切，

把这些学校作为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和传播宗教的基地。

英美公会藉教会之名设立学校，如果真是本着基督的爱心,就应通力合作；但口是心非，行动与道理相背而驰，彼此争夺，公开攻讦，互相歧视。卓绵成因其父卓长福（漳东堂会长老）在华英小学捐有基金的关系，原已特意自愿在该小学附近的福音医院（现市中医院）建筑一座新式图书馆，图样已经李志森设计，并征得卓绵成的同意。但事为主持寻源中学的美公会下显理所获悉，乃从中破坏，并力请将款移赠寻源，卓为所动，乃取消原议，寻源因得添建图书馆一座，建筑费美金一万元。在筹建中,厦门某工程承包公司因欲夺得承包权，乃贿赂该校校长美金一干元。英公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费困难，美公会传教士每以乞食者鄙视英公会传教士；而英公会传教士慕乐真以美公会传教士多胸无点墨，常在人们面前加以讥笑。

在闽南神学院中有新旧神学派的明争暗斗，旧神学派以美公会给益恩和教授高天锡为首，新神学派以英公会力戈登、慕乐真为首。原属英国长老会系的高天锡，初来该院时，学习英语于慕乐真，嗣为美公会招致而留学于美国神学院，归国后，为报知遇之恩，高曾在中华基督教公会闽南大会上，控告慕乐真系新神学派，有违大会法规。在该学院中这两个派系各自暗中拉拢中国教授为其卖力，为勾引学生作为爪牙，施以小恩小惠，或赠衣车、自行车等，或择学生之所好教以修理钢琴技术，定期举行茶叙会联欢，“杰出”学生尤为两派系所争夺。

教会学校的董事也因地区而形成派系，互相争取任用私人。寻源中学迁漳之后不久，校长卢铸英因不为美公会所倚重而被迫去职，以留美教育硕士周坤元继任，周无心校务，为时甚短亦去。由于该校行政乏人主持，该校主理米为霖乃以育贤小学校长曾学鲁兼任寻源教员，实则干预校政而加操纵。曾在掌握予夺之权且得洋人倚重之后，遂阴谋夺取实权，暗中培养蔡志澄、卢传河等入协和大学肄业，准备俟其毕业后，接充寻源中学的校长和教务两职。但这图谋终为厦门派校董卢铸英、邵庆元等所获悉，认为该校将被漳州人所夺去，心殊不甘，乃阴使该校舍监洪德赋从中策划；暗中煽动学生向校董会提出要求：聘请其时任同安启悟小学校长的林育人（曾任小学校长多年，后升入协和大学，以肄业两年取得毕业资格）接充寻源校长。且有林在该校的亲属林恩惠（教师）、黄卫世（学生）的幕后推动。学生会主席陈振骅（原启悟小学毕业生）的出面领导，因而掀起学潮，驱逐曾学鲁，终得实现以林育人接充该校校长的策划。在策划中，卢铸英曾答应洪德赋在事成之后，申请美公会资送其升学协和大学；林育人上任后，为履行卢的诺言，也曾有资送洪德赋升学的决定，且举行了欢送会，但在洪临行前夕，英公会米为霖（时任寻源主理）忽于夜阑时通知洪不能去升学。虽不知他们玩的是什么把戏，但洪终是受骗了。这事的始末是洪德赋于1941年在三元伪政干团受训时详谈的，言下悻悻，对其受骗尤积恨在心。

各教会对其所办小学，视同禁商，不许其他教会染指，因而不免为争权而互相倾轧。如育贤小学校长曾学鲁在干预寻源中学校政时，已将校长职责交由教务主任郑黄文替代，曾离开寻源中学后，又谋得代理德士古煤油而经营大同行，已由学而商了。但对育贤小学仍操实权不放，郑黄文须仰承其意办事，在其颐指气使下，不免积怨在心。迨抗日战争中，曾学鲁因汉奸嫌疑被扣入狱时，郑黄文即乘此机会勾结漳中堂会（东铺头礼拜堂）的蔡重光等，并由蔡以亲谊关系串通原该校董事长蔡荣堂，改组董事会，聘郑黄文为校长，把曾学鲁排斥出该佼。这个为漳州堂会（东坂后礼拜堂）控制已达四十多年的育贤小学董事会，终被漳中堂会所篡夺。

教会学校之间也非彼此互助，而是互相争夺。如1937年春,省教育厅通令：私立中学需有基金在十万元以上者始得开办高中。进德女中学无此基金，势必停办高中部分，当其在此危难中，寻源中学即乘机饵诱进德高中应届毕业生周纯佳等免费转学，予以吞并，且于同年秋季，高中破例兼收女生，予进德以打击。其后进德多方奔走，央托省音专校长蔡继银向省主席陈议说情，得允续办高中，基金从缓筹集，同时英美公会亦内部妥协，寻源乃停招女生。

英美帝国主义藉其武力侵入我国以后，基督教乘机传入，而以办学为名，行文化侵略之实。自办学之始，则有侍而无恐，视其学校为“独立王国”，不容我国政府干预。由于清政府的丧权辱国，也不敢过问，因而教会学校更目无国法，且明目张胆，妄肆咒骂，不但发之言论，且刊之会录。

辛亥革命后，民国成立时，正是闽南长老会总会成立五十禧年，乃于1912年农历九月十七日在厦鼓新福音堂举行庆祝大会，并刊印《禧年全会录》一册。倪斐德（关东长老大会使者）在演说词中说：“中国焕然一新，脱专制，设共和，五色国旗飞扬于大陆之上。但列位当知，堪为中华民国总统者，非孙文也，非袁世凯也，总统中华民国者，吾主耶稣也。”当光复之年，万民欢庆推翻长期统治的清政府之时，而基督教会在其所谓禧年大会中竟如此无视中国，侮辱国家元首。林维馨牧师在《共和国之危机》一文中竟胡说“民国之危危于心”、“危于心者无可防”、“危于心者害吾魂”，而极力反对教会学校向中国政府立案。安礼逊（泉州英公会培元中学主理）还提出条陈说：“宜设闽南基督教教育会……应参与西国人在内，较有些力量以相赞助。”这是主张教会学校应自组成一个系统，且要由洋人来“赞助。”他还极力倡议在闽南创办一系列的教会学校——完整的小学、初级师范、师范、中学、大学以至优级圣道书院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其企图和野心。从上述诸事例可以说明教会对待我国政府的态度，因此，自辛亥革命后至北伐前十多年反动军阀统治时期，教会学校始终保持其特殊状态。

当北伐军进入漳州以后，在浩大革命声势之下，帝国主义所控制的教会学校，仍是多方以狡顽的态度极力抗拒的。如1927年龙溪县长陈卓凡因要指派小学的党义教员，传我（时任华英小学校长）前去伤遵时，我即当面以种种理由拒绝，最后陈只好答应由学校自行聘用。同年冬，育贤小学举行庆祝圣诞晚会前，国民党龙溪县党部派员通知该校校长曾学鲁：开会时党部要派人先向群众讲话，曾满口答应。但俟其登台开始讲话时，电灯忽然扭熄，一时秩序大乱。党部追究原因，曾推说不知。最后县政府令将校长撤职，可是曾学鲁若无其事仍掌校政，而行政当局亦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教育部颁布私立学校立案条例，英美公会曾多次讨论拒不接受，而政府亦有所惧，不敢贸然予以封闭。嗣政府采取消极限制办法：通令各校招考新生时，如考生的毕业证书，非经教育行政部门验印者，不得录取。但教会学校认为教会所办的各级学校原有连接升学办法，可不受其限制，故悍然仍不遵令立案。可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及其家长对于毕业后的出路问题产生了种种顾虑，因而纷纷转入公立学校肄业。至此，教会学校在学生数和招生名额减少的压力下，为维持其存在，不得不自1928年起相继办理立案手续。

在国民党政府逐步投靠帝国主义的情况下，教会学校也就逐渐阳奉阴违了。如“朝会”照常举行，《圣经》列为必修科。抗日战争期间，且公然排在课程表上，冒称“服务科”，由宗教教师在课堂上主持“读经”活动，那简直已把学校当为教堂了。

基督教会一向是以“不干预政治”来排除我国政府的过问的。如黄沧海（东坂后礼拜堂牧师）说：“教会任职之人，遵主圣训，无预国家事，而治国者亦不得掣肘乎教会。”（《禧年会会录》第五十页）《中华基督教简史》第七条“论圣会”中说：

“圣会之职任及治法异于国政，彼此丝毫不得相与。”（同上第二十二页）。教会学校正是本着此旨要保持其“特点”，企图长期形成“独特”的状态。

当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进一步投靠于帝国主义时，在我国的英美传教士也就与国民党政权互相结纳利用了。教会学校不但设有“党义”、“军事训练”等科目，在抗日战争前后，寻源、进德等校都有国民党的组织和活动。1939年三青团成立后，这些学校也有其组织活动，吸收大批青年学生参加作为骨干，在校内进行各种活动。1941年夏一批男女高中毕业生且相率参加中美合作所息峰特训班受训。学校的主任有的先后担任区队长、分团主任,并参加卢山训练团受训；有的参与青年军二〇八师工作，任女大队长；参加竞选为国民代表大会代表。

1949年秋，英美传教士利用漳州基督教联合会的名义，在东坂后礼拜堂的百运楼召开所谓“应变会议”，教会中小学和专业学校校长都参与讨论。这是漳州临解放前，煽动教徒准备应变步骤，企图反抗共产党和人民的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加强青年事功和主日学训练工作；如共产党一旦禁止乡村教会集会，应以据守市区的两个堂会（即东坂后和接官亭礼拜堂）指挥其活动；英美公会传教士于必要时决撤往我国的边缘地区，万一我国教会经济发生困难时，各公会可汇款接济；共产党是反对基督教和禁止做礼拜的，青年和教徒要死力抗拒，抱着为主殉道的决心。越年夏天举行的夏令会，即是“贯彻”这次决议的活动之一。

这些事实说明：当蒋介石反动政权进一步投靠于美帝国主义以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爪牙们是懂得在顺从其主子的意旨下，通过各种方式和活动为其政权服务，而极力反对和企图抗拒我国人民的革命的。这一切，从实质上论即是为帝国主义效劳，也正是教会学校在尽其“义务”的。

《中华基督教简史》在“大会纪律”中明文写着：“溯夫吾主耶稣基督，永居万有之上，在世曾设一国，即其教会也。”第二十三页）教会学校亦籍此精神，禁止师生参与爱国活动

自中华民国成立后的十年间，教会学校从未悬挂过国旗。但在“五四”运动高潮的影响下，漳州各教会小学教职员激于爱国热情，集中于育贤小学开会讨论在校内悬挂国旗问题，美传教士保夏礼极力加以阻挠说：“教会学校是基督设立的学校，基督建立的国家是天国，这面国旗（指我国国旗）是世俗的国旗，我们教会学校不应该悬挂。”与会者纷纷辩说：“在中国境内的学校悬挂中国国旗是理所当然的”。经过这次力争后，教会学校才从此悬挂中国国旗。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响应，纷纷举行罢工罢课，示威游行，抗议英、日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当漳州各界响应，寻源中学学生亦要罢课参加示威游行时，保夏礼以美公会驻漳牧师头子的身份出面阻止，某教师不畏其淫威，力主参加，两人争辩几至动武，由于群情激愤，保夏礼难以阻挠，员生终于毅然参与爱国活动。

1938年，当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后，我国人民正在抗击侵略者时，闽南神学院举行所谓退修会，邀集漳州教会中学员生、小学教职员和教会长老执事参加。该院教授蔡咏春在会上以“爱”为题，引经据典，大肆发挥，更以实例说明：“日本用大炮轰击我们，我们要以仁爱对待他们。”与会者哗然。次日，《闽南新报》刊登这项消息，并对蔡咏春提出严厉警告。因此有人对蔡提醒，促其速向驻军师部解释，但英美传教士力戈登、礼振铎却说：“在宗教上讲爱道，政府不得干涉！”蔡更有恃无恐，置之不理。越三日，驻军第七十五师政治处将蔡咏春扣押于狱中，力戈登、

礼振锋前往师部强欲保释，政治处答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事，与你们外国人无关。”只得扫兴而归。嗣经商准由教会的四个小学两个中学校长联名具保释放。该师师长宋天才曾为此特召集全市教会中学学生和教徒在东坂后礼拜堂讲话，指出：在暴日侵华轰炸各地，蔡咏春讲“爱及敌人”是违反抗日救国的，因他是书呆子，才予以从宽处理。其实蔡并不是书呆子，而是洋奴。

1948年夏，漳州青年学生定期举行反美扶日示威游行时，寻源、进德两中学学生热烈响应，罢课参加。但寻源中学校长杨锡建、进德女中教务主任刘葆英，在美英传教士的指使下，强加阻挠，英公会柳安宁（进德女中掌权者）且对学生说“美国扶植日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们只好好读书就是爱国。”但两校学生不顾一切，或三五成群，或另星出校而后结队参加。

上述事例说明英美传教士是如何以各种手段，对教会学校员生的爱国活动横加破坏和阻挠。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不是昭然若揭地排在人们面前吗？

《漳州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