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玉猪龙、玉凤、勾云形器等文物的出土情况及女神庙、祭坛等遗迹遗存看，红山文化的古国时代基本处在神权社会阶段。直到2016年红山文化半拉山遗址首次挖掘出一套完整的玉龙柄石钺，确证红山文化后期已经告别了神权独尊时代，走向了神权与军权、王权融合的时代；同时这套钺还清楚地告诉我们，5000年前的红山人已经相信并宣告：王的权力来自神的授予，即“王权神授”。
半拉山石钺
这里要强调一下“一套钺”的概念。钺是要安装柄使用的，所以完整的钺还包括柄端饰物。在红山文化，乃至前红山文化的查海文化，曾经发现过石钺、玉钺，但数量不多，且没有成套的。半拉山遗址12号墓墓主人为男性，年龄30岁以上，葬式为单人一次仰身直肢葬，无头骨，在其肢体的腹部出土玉猪龙、玉璧和石钺各1件，在大腿内侧出土玉兽首形柄端饰1件。
半拉山遗址出土的石钺。
据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联合发表的发掘简报，该玉兽首形柄端饰为乳白色，微泛黄灰，完整，磨制，形制规整，制作精致，表面光滑润泽，体呈楔形，一端厚重，雕刻出兽首形，一端渐薄，加工出榫头。兽首雕刻精美，双耳直立，耳廓圆润，双目是一对钻的穿孔，两侧钻孔稍偏差，孔不规则，额头微耸，圆短吻，鼻尖上翘，口微张，下颌宽厚，颈部内收出棱，下接楔形榫头，表面未打磨，长6.1、宽4.5、厚2.4厘米。
良渚玉钺
与红山文化不同的是，晚于其后的良渚文化诸遗址中，则出土了大量石钺和玉钺。在“文明之光——红山·良渚与中华文明”主题展中，展出了多件良渚钺。其中，浙江余杭反山遗址出土的玉钺也是以组合形式出现的，由钺身、冠饰、端饰组成。钺身近似长梯形，上部正中有两个圆孔。
在良渚文化墓葬中，每个墓只出土一件玉钺，可见玉钺非实用器，而是身份地位的标志。这种玉钺的冠饰也就是顶端饰物，其实是良渚冠状器的变体，而良渚冠状器被认为是神权的象征。在另一类良渚玉钺中，代表神权的神徽则直接被刻在了钺身上。这类玉钺的典型代表是反山12号墓出土的“玉钺王”，形体宽大，在钺的两面浮雕神人兽面纹和鸟纹，纹饰十分精美。所以，无论是带有冠状饰的玉钺组合，还是刻有神徽的玉钺，其与半拉山玉龙柄石钺可谓是异曲同工，表达的同样是“王权神授”的核心理念。
除了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华文明不同文化中都发现了各种钺，如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直到殷墟等。殷商时期，青铜钺取代玉钺成为主流，比较著名的如山东博物馆藏亚醜钺、妇好墓青铜钺等。亚醜钺出土于山东青州苏埠屯1号商墓，器身透雕人面纹，人面口部两侧对称地铭有“亚醜”二字，故得名“亚醜钺”。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了两件大型青铜钺，其中一件上饰有双饕餮噬人头纹，另一件饰一头双身龙纹，其下饰三角形纹。两件均铸“妇好”铭文。据考古推断为商代晚期礼器，是现今发现最早的青铜钺。这一对儿青铜钺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收藏，长期在河南殷墟博物馆展出。
从斧到钺
钺最初是石制的，即石钺。按照《说文解字》解释：“钺，大斧也。”也就是说，钺是在斧的基础上形成的。斧钺在形制上比较相似，但钺的器身更加扁平，刃部比斧宽阔，弧度更大。石钺的造型显然不再适合农作砍伐，因为它已经从一般工具中分离出来，作为一种兵器应用于战争之中。半拉山12号墓未见头骨，推测墓主人就很可能是一位在战场上殉难的首领。
其实，钺写作“钺”应当是青铜钺出现之后的事情，钺最初应为“戉”，是一个象形字，模拟了石钺的形象。斧应当是旧石器时代人类最早会制造并使用的工具之一，斧钺这类工具的雏形为刮削器、砍砸器，在距今220万-259万年前的繁昌人字洞人遗址、距今170万-18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遗址，以及距今50万-60万年前的北京人遗址等原始人类遗址中都有发现。和很多劳动生产工具一样，当斧钺在群体冲突中用来防卫和攻击时，自然就成了兵器。
玉被发现后，以其精美润泽和罕见稀有被先民奉为至宝，认为那是上天赐予的神物。于是，只有至高无上地位的王及大巫师才能拥有和使用，通过玉可与上天和神灵沟通，所以玉的本字就是“王”，而“王”则是斧的象形，因为斧作为人类最早发明的工具本就具有鼻祖、王者的含义。进而，人们又将石制的大斧子升级成玉制的大斧子，即玉钺，用来指示王权。
神权与王权
红山文化典型出土文物如玉猪龙、玉凤、勾云形器、斜口筒形器等，具有明显的神权色彩，彰显着服务于神权的巫觐文化特征。也就是说，红山文化的古国时代是一种神权社会，神和巫在人们生活中居于主要和主导地位，那时的红山人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是自身在自然宇宙中的生存问题，人神交流是社会主要的精神生活。只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整个族群内部出现代表各自利益的不同部族以及部族之间的财产和利益分割问题，或因势力范围变更与其他族群产生矛盾，才会有战争爆发。因此，半拉山石钺的出土说明，红山文化发展到后期，生产力大幅提升，才逐渐告别了神权独尊的时代，走向了军权和王权合二为一的时代，距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产生已经不远了。
一个社会由神权主导到王权主导，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神权何以退居幕后而王权又从何而来。对于红山文明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半拉山石钺的玉兽首形柄端饰上。这件玉兽首形柄端饰乍一看造型抽象，不知其为何物，但是考古专家经过反复比对研究发现，这个饰件不仅与该墓出土的玉猪龙玉质相同，而且其造型就是玉猪龙的侧面观形象，所以才据此将其认定为礼器，是夏商玉钺文明之苗。笔者以为，这套钺的发现还有另一层面的重大意义，即它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红山文化晚期明确表达“王权神授”的考古实证。因为玉猪龙在红山文化中的地位和意义毋庸赘言，在象征王权的石钺上以玉猪龙为端饰，说明红山人正在试着向远古神灵挥手揖别，希望能够带着神灵的护佑走得更远，走向王的普天之下，走向更为广阔和生动的现实世界……这是极为令人震撼的！至于钺身依然为石制而不是玉，恰恰表明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在文献上，“王权神授”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尚书》，其《召诰》篇说“有夏服（受）天命”，认为王是天命所归、天下至尊的代表，是维护天地秩序的必要人物。“王权神授”后来也称“君权神授”，但早期“王”的概念远远高于后来的“君”，所以这里我们采用“王权神授”的说法。当红山人把龙图腾装饰在他们的钺柄端，良渚人也正准备把神徽刻在他们的玉钺上，这是山水之间跨越千万里的默契，也是中华大地南北文明走向同频的共鸣。此后的历代钺器，在造型设计、使用功能和象征寓意上都延续了“王权神授”的远古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