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初期，掌握着广东军政实权的广本编遣区特派员、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为“南天王”的陈济棠，为了巩固广东地盘，派其宗侄、被称他的“御林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到琼崖，一方面全力以赴“围剿”苏区和红军，一方面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统制黎、苗族人民。1933年陈汉光在黎地区选送200多名黎、苗族青年，到陈济棠在广州燕塘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又称燕塘军校)开设的“化育班”，接受军事、政治、文化教育，进行为一期一年的学习。学习结束后，除了20多人留校安排外，其余的都送回原籍，有些充当国民党党政军的基层人员，有些回家务农。我曾到过“化育班”学习，事情过去50多年，仍然记忆犹新。
我是黎族人，1913年9月出生于通什市南圣镇毛祥村，2岁丧母，5岁父亡。因办理父亲丧事，借了邻村什通村头人黄先龙家8元光洋，12岁那年，被迫到黄家打长工以偿债务(打一年工仅值一元;要干8年才能脱债)。1933年4月间，在保亭营当国民党兵的胞兄黄鸿兴特地回家告诉我，陈汉光到琼来“抚黎”，要招收一批黎苗族青年到广州军校学习，要我最好报名参加。起初，我半信半疑，犹豫不决；7月的一天，黄家派我拿一只鹅到保亭营换盐巴，一到那里，正遇上保亭营黎务局在招生。我觉得这是到外面逛世界的大好时机，又可趁此逃出黄家，溜之大吉。于是，我将换来的盐巴托万宁人吴业修带交黄家，自己便到抚黎局报名，在抚黎局住了下来。其时比我先到的已有许多人，我认识的就有南圣乡福安村的黄其才、牙南村的黄大方、南圣村的黄大民、新村的王安良(后改名王信飞)，到广州后还见到同甲村的黄大光。
4天后，报名学习的人到齐了，黎务局负责人陆天鸿(大陆人)带我们步行到陵水，在陵城过二夜后，便坐大卡车上府城。车经万宁县小管、兴隆等地时，陆续又上一些人，到府城时已有五六十人。到府城的第三天，全岛各地学员汇集一处，领队把全体学员集中列队，每人发给一张小纸条，要求写上自己的姓名，懂写名的站在一边，不会写的站到另一边。结果，辩认出会写姓名的都是冒充少数民族的汉族人，全部被遣送回家，而我们这些不会写姓名的黎族人被留了下来。两天后，启航广州，夜间船近香港，可眺望港夜灯火。船到广州码头后，学校派车把我们接去。
燕塘军校坐落在广州郊区沙河的山丘上，离市区较远，“化育班”的教室和宿舍就在军校旁边。当时军校正在培训大批军事学员，我们不能随便进入军校校园，只能在自己宿舍周围活动。“化育班”共有黎、苗、瑶族学生200多人，黎苗族学员合编为2个中队、30多名粤北瑶族学员另编一队。每个中队有2名管教人员。我被编入第一中队，一中队的管教是马文运(陵水县人，黎族)、王昭春(保亭县人，黎族，王昭夷堂弟)。学习内容：一是军事课。学习军械基本操作知识，主要是学习常规武器的使用知识。平时不发枪支，上课、训练需要才临时到枪库去领取，发枪不发子弹，曾做过一次步枪射击表演，每人打3发子弹。二是政治课。多数是全校集中上大课，邀请广州地区国民党首要人物或由军校领导做政治报告。有讲时事的，有讲三民主义的，有讲国民革命军的，也有讲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不过当时我的政治认识水平低，领会不深，加上年长日久，具体内容已记不清。讲授政治课用的是普通话或粤语，我们黎苗族学员都听不懂，回到队部才由管教人员翻译。三是文化课。学习识字课本、《三字经》、算术、珠算、书法，只上课不考试。四是生产技术课。学习种植水稻、玉米、番薯和种竹造林等生产技术并进行实习，每两人合用一把锄头参加劳动，一般都是上午在课室上课，下午下地劳动。学习结束时，曾两次到广州机场参观(只能在远处观看而不准上飞机)，还参观了广州动物园和一些农具厂、纺织厂、机械厂。
当初，汇集府城时，领队便组织我们理了头发，每人发给一套白色短袖筒麻布学生服、一项军帽、一双布鞋、一双袜子。到学校后，我们领到黄、蓝色长袖制服各一套、卧具一套(棉被、蚊帐、枕头等)、皮鞋一双(每月另发一双草鞋)，冬一天发给棉衣、裤一套，每月发津贴费一元，用以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每天早餐吃粥，午晚两餐干饭。8人一组围着一张竹制桌子，合菜共吃、每餐吃到一点鱼和肉片，逢星期日加菜。一至二周看一次无声电影。每月允许在星期日或其他假日出市区一次，我们经常3、5人同出广州逛街。
“化育班”实行军校的严格管理方法，学员对教员说话要立正，出入要报告，学员稍有过失，要挨教员训斥。有一次，大家争先恐后抢着盛饭，我不小心把一个饭碗摔破了，马教官立即走过来朝我的脸狠狠地打了两巴掌，把帽子都打落了，大骂:“把你这个黎仔赶回去!’’
1934年8月的一天，学校突然把我们集中起来，陈济棠校长对我们说:目前，日军已侵占东北，全国危急，“化育班”不能办下去了，现在宣布学习结束，很快就要把你们送回家乡去。希望你们回到家乡后，要绝对服从地方政府的安排。翌日，学校便派5部大卡车把我们海南学员送到码头，乘船渡海。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便回到海口。在大英山兵营里住了一天后，我们20多位保亭学员便乘一部大卡车到陵水，然后步行回保亭。
离开广州时，我们每人身穿的一套黄色制服、一顶军帽、一双皮鞋，其余衣服、卧具学校全部收回，每人仅发给5元纸币作为路费。回到保亭的学员除少数人被安排工作外，其余的都回家务农。我也回到家乡毛祥村种田。
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些人能有机会到广州学习，逛逛世界，真是有幸。经过一年的学习，学到了一些政治、军事、文化和生产知识，也目睹了大城市的繁华，颇感我们民族地区的落后。回到家乡很想有机会捞个公差，但由于当时保亭地区国民党政府公务人员编制不多，况且又是用人唯亲，我们这些穷人出身的当然没有什么出路了。
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我屡次遭受政治审查，认为我曾到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学习，其实是“化育班”之误。
黄鸿裕口述朱开宁整理
口述材料系林日照、朱开宁、黄少英记录、搜集
图出《琼崖黎人之概况》程万.中华月报,1935,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