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红军的主力部队正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穷追猛赶之下，准备渡过乌江转入贵州作战，战士们刚刚在中央带领下“四渡赤水”。
但敌方周浑元、吴定伟所率的六个师的中央军仍然在屁股后头合围而来，而此时红军还需一天时间才能抵达江边，完全渡过则需要三天。
情况极其凶险，如若让敌人追上来，红军就要再次背水一战，而上一次进行这样的战斗，是血染湘江
但在大约一个礼拜之后，周浑元部忽然向东南方偏离，吴定伟部则绕向了西北，两支军队的主官就仿佛是我党的地下人员一般，带着队伍避开了红军的渡江地点，最终我军部队强渡，很快就跳出了国军的包围圈，鱼跃大海。
为什么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敌军将领会临阵“叛变”？我军到底用了什么法子把敌人的部队轻松调开的？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我党内部最为神秘的一个部门——被毛主席称作“长征的灯笼”的军委二局，而说到军委二局，也就不得不提到其中最为精英的“破译三杰”。
曾希圣，1904年出生于湖南兴宁，家庭环境较为不错，接受了相当良好的教育，后来考进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以后，便受到了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很快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大革命爆发之后，曾希圣又毅然考入黄埔军校，不久后也随校军参加了北伐战争，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立即转身投入了共产党，在武汉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在隐蔽战线上，曾希圣很有天赋，当时的中共中央还在上海，而上海正处于宝色恐怖的笼罩之下，曾希圣因为出色的成绩很快就被调任到上海担任中央军委的侦察科长，和周恩来一起领导这里的地下工作。
当时中央处于国统区内，而鄂豫皖等地由毛泽东、朱德等人率领的工农红军却在火速成长中，国民党反动派自然多番出兵。
曾希圣也没有闲着，他在敌人的心腹中大量搜集情报，后来甚至截获了国民党第三次“围剿”的全盘军事计划，对“反围剿”战斗起到了重大贡献。
到了1931年，曾希圣作为顶尖情报人员被调往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就任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此时国共两党在军事实力上悬殊很大，想要斗得过敌人，情报工作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国民党的情报获得了西方的一定帮助，在加密上做的很好，之前我方其实截获了他们的许多封密电，但是根本无法破译，只能变成一张废纸。
但曾希圣来了以后，立即展开了加班加点的破译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侦察科掌握了许多专业性的技巧，以大量对比参照敌方密电进行分析，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研究以后，终于成功破获了国民党的密码本，让敌方的情报完全透明。
而在第三次“反围剿”战斗大获胜利之后，原本贫穷的红军得到了许多资源上的补充，其中就包括大批的无线电台，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立即决定成立一个单独的情报部门，命名为军委二局，首任局长自然就落到了曾希圣头上。
二局的成立至关重要，相当于红军就此增添了耳目，曾希圣有着丰富的情报斗争经验，他带领着一众干部，和国民党打起了激烈的“电报战”，
破译了许多重要的信息，包括国军的兵力部署、战略意图等，让我军可以游刃有余地战斗，再一次击破了敌方的第四次大“围剿”。
战斗结束后，正值红军建军六周年的伟大日子，军委二局极其出色的表现，让身为局长的曾希圣在这一天被光荣授予了十分罕见的“二等红星奖章”。
这枚勋章在无数老红军中只有几十人拥有，而此时的二局中，后来被和他的并成为“破译三杰”的邹毕兆和曹祥仁也都已经初露锋芒。
在后来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的错误指挥，红军损失惨重被迫走上了长征的道路，在这一路上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情况一度十分危急。
军委二局仍然在全力监控着敌人的动向，当红军进入湖南地界后，中央内部因为去向的问题发生了激烈争吵，以博古为首的部分人坚决要去湘西和其他方面的红军部队会和，而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们则明确要从湖南转向贵州。
最后还是博古等人的主张被实行，也正因此，红军在强渡湘江的过程中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而实际上早在之前，曾希圣就已经呈上了情报：敌军在湘西地带重兵把守，而在湖南中部却十分空虚。
当时红军孤立无援，连搬运辎重都困难，更别提分出人手去侦察，所以想要了解敌人的情况，只能完全依赖二局的电台了。
曾希圣等人背负着重大责任，他直接将手下人员分成两队，轮流交替监听，确保24小时不会错过任何消息，最为艰难的时候，甚至有些同志困得骑马从马背上直接摔了下去，可见精神和肉体都已经达到了极限。
但也因为这样的努力，让中央对当地军阀王家烈的动向了如指掌，红军借此情报包围了他麾下的吴奇伟部，几乎将其全部歼灭，获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这次就是娄山关战斗，战局结束之后，毛主席便登上了娄山关，心绪激昂之下写就了著名的《娄山关·忆秦娥》，彭德怀老总还盛赞曾希圣，说是没有他就没有这次胜利，主席也忆不成秦娥了。
不过此时情况仍旧不容乐观，红军毕竟在被赶着跑，现在南渡乌江的决定已经不容更改，敌人也清楚我们的目的地，所以集中了6个师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如果被堵在江口被半渡而击，将造成难以想象的伤亡。
乌江不能不渡，敌人不会不来，中央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为了解决这个巨大的难题几乎彻夜难眠，但始终没有看得过去的方案。
曾希圣却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建议：蒋介石现在正在贵阳亲自监督“剿共”，而国民党军部的电文格式、密码都已经被二局完全掌握。
蒋介石和王家烈之间本身就互相猜忌，如果以委员长的身份直接向正在追击的周浑元和吴奇伟下令，把他们调往另外的方向。
这个提议可谓另辟蹊径，完全跳出了正常人的思维，但又的确是兵行险招，最终还是获得了领导们的一致首肯。
会议结束后，二局立刻进行了周密部署，军令状已经立下了，嘴上好说，但实际做起来难度可极大，毕竟也不能把敌人都当成傻子，而且一旦暴露，很有可能反而让己方的位置被发现，一系列诸多原因，都让曾希圣无比小心谨慎。
经过周密的布置后，两封电报从中共的军委二局中直接发往了国民党的周浑元和吴定伟部队，指示他们绕开乌江渡口向其他两个地点前进。
周、吴完全没有发现异常，严格执行了“命令”，红军就这样得以轻松地在三天内渡过乌江，毫无损失。
到了后来的抢渡金沙江也是相同，国民党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的电报被二局截胡了下来，了解到他为了保存实力向蒋介石谎报军情，不愿意再追击红军，利用这一信息，毛主席果断带领部队从几十万敌军的缝隙中直接穿插了过去。
在遵义会议之后，党内确立了毛泽东等人为主要领导的决议，但外部情况也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在攻克贵州土城以后，四川军阀拉动数万人的部队对红军展开包围，背后的援军还在不断赶来，光是从战局上看，几乎没有解决的办法。
这时还是二局的同志日以继夜地搜集情报，终于通过信息的堆积，了解到在敌军的包围圈中有一个狭小的突破口，急急从这里突破了出去，这是决定生死的一战，稍有不慎便会全军覆没。
在中央的领导们无比英明的决断背后，正是这些二局同志们默默无闻风险所带来的情报所支撑起来的，这些英雄都堪称功不可没。
在此前，军委二局一直处于非常隐蔽的状态，从未暴露在敌人的视野内，它的第一次浮出水面，则是因为一次重大的叛变事故——陈仲山事件。
在红军长征经过湖南转向贵州最后走向云南时，一路非常艰苦，不断有战士掉队，而在走到云南地界的时候，军委二局的一名通知陈仲山也掉队了。
但不幸的是，陈仲山很快被云南军阀龙云部下的士兵捕获了，他只是一个参谋，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之下很快把情况全部交代了出来，龙云闻之大惊，立即拍了一封急电呈到了南京政府蒋介石面前。
就这样，国民党终于完全发现自己的情报系统被掌握的事实，不再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这让我军的情报工作受到巨大影响。
而雷霆大怒的蒋介石也立即下令情报部门组织实现对共产党的“反侦察”，但手下的人前前后后分析了好几月，也没能找出红军密电的规律，而这其实要归功于我们亲爱的周总理。
周恩来早前在上海的时候就长期负责统领情报工作，他在各方的才能都十分突出，军委二局也受到了他的许多指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编制密码。
当时中国民政府和各个军阀普遍使用的都是最简单的密码编制，也就是用四个密码指代一个汉字的方法，而周恩来亲自编撰的这套二重作业密码体制，在当时极为先进，完全无法通过用大量电报推算就能破解出来。
我方可以轻松破译国军密码，可是国军却拿我们束手无策，军委二局的优秀还是让蒋介石难受异常，当时部队之间只能通过无线电通讯。
国民党随后想尽了许多办法来避免信息泄露，比如尽量减少使用电台、高频率更换密码本等，但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在电报战中，敌人仍然只能挨打。
一场长征下来，军委二局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可谓战绩辉煌，经过统计，他们共破译了敌方各路部队八百六十多种不同的密码，对长征的胜利居功至伟。
正如同毛主席后来所说：“军委二局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有了他们，我们的长征如同打着明亮的灯笼前行，否则，后果是无法想象的。”
这番话清楚道出了二局同志的功劳，这些为了破译工作呕心沥血的人，绝对是中国革命所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