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羹尧自己的西北辖区内，他真的是时时在寻找做皇帝的感觉，而根本不顾什么忌讳。

他给人东西唤作“赐”，吃饭称为“用膳”，请客名曰“排宴”，平日里要么不出行，出行必要黄土填道，官员见之须一律跪拜，可以说，他进京时的那些跋扈的举止完全都是平时做派的自然表露。

比之于不守臣道，年羹尧对密折制度及用人制度的破坏，显然更令雍正感到愤怒和不安。

密折制度是雍正登基后颇为得意的一个大手笔，他借之建立了情报网，不料却被年羹尧弄得几近瘫痪，不得不进行重建。朝廷用人，雍正的确很注意倾听年羹尧的意见，但这并不等于他允许对方从其手中抢夺用人权。

从各方面的举报来看，年羹尧一贯以军功保举为幌子，滥用私人，并向吏部、兵部施压，迫使两部给予其特殊待遇，凡年羹尧的报功请封名单一律准行，他的亲信李维钧、王景灏、胡期恒等人都因此得以飞黄腾达。

清制限定奴仆不能做官，可是年羹尧置若罔闻，照旧以军功保举家奴和仆人，结果一个先后升任西安知府、直隶道员，一个出任了署理副将。

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年羹尧手中既握有了部分用人权，便拿这个做起了无本生意，“鲜廉寡耻行贿钻营之徒相奔走于其门”。

年羹尧受贿还有个小窍门，就是先找理由参奏某官员，逼得人家向他打点，甚而成为他的人马。江苏按察使葛继孔被年羹尧参奏，眼看官位难保，便两次向年羹尧送去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物，年羹尧笑纳后答应“留心照看”。

直隶巡抚赵之垣在康熙朝时与年羹尧有隙，雍正即位后，年羹尧多次密奏雍正：“赵之垣断不可令为巡抚。”雍正就罢了赵之垣的官。

无奈之下，赵之垣只好向年羹尧赠送了价值十万两银子的珠宝，年羹尧于是在他第二次进京时，又将赵之垣带到北京予以力保，只是此时雍正已经对年羹尧起了疑心，才以“年羹尧前后语言颠倒，殊不可解”，未答应他的要求。

年羹尧受贿金额不小，有人估计其“赃私巨万”，仅此一项就让雍正无法对之姑息。

另一边，年羹尧虽然不断递交“检讨书”，但实际并无悔过之念，在受贿等案情逐渐暴露后，他先用言辞搪塞，继而则尽量隐藏财物，除驻扎地西安，为了寄匿于各省，数月间他调用了骡驮两千余载，骡轿两百余乘，大车数百辆。

殊不知，这些举动全都在雍正的监控范围之内，没有一丝一毫能逃脱其视线和掌握。

借题发挥

在年羹尧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那几年里，除了皇帝，任何一个权臣都不在他的话下，即便是怡亲王允祥亦不例外。

允祥何许人也？他是雍正的至厚弟兄，与雍正关系最为密切，同时还是总理事务王大臣中的核心骨干。

他拥有几个其他任何诸王大臣都无法得到的特权：王公大臣之中，唯他能够经常“口含天宪”，代皇帝传旨和发令；可以代表皇帝联络封疆大吏，一些没有资格直接上奏折的地方官，可经雍正允许，通过允祥转奏；

雍正不许官僚结党和投靠诸王，却特许众臣靠拢允祥，大臣们与别人联络，或许有结党之嫌，唯与允祥交往，完全不用以此担心，因为这是雍正特许的。

允祥为人谦恭谨慎，他曾主动向年羹尧示好，未料年羹尧却不屑一顾。雍正知道后，特意在上谕中提醒他：“怡亲王甚怪你自春不寄一音……有便当时常问候，亦当看闲寄手札才是。”

实际上，年羹尧是忌妒允祥，他对亲信李维钧说：“怡亲王宅第外观宏广，内里却草率不堪，矫情伪意，其志可见！”

允祥可不像他说的那样“矫情伪意”，人家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任何时候都是雍正一方的中流砥柱，在这次对年羹尧的围剿战中，他也同样成了皇兄最重要的依靠力量。

为进一步拆散李维钧与年羹尧的关系，雍正让李维钧与允祥联系，并交代说，如果有什么不方便直接和他本人讲的话，可以跟允祥讲，“怡亲王必能照顾你，而且方方面面都会为你考虑周全”。

河道总督齐苏勒也得到了近乎相同的指令。雍正在朱批中对他说：“知道你同怡亲王没有往来，现在朕命令你同他结交，因这是朕的主意，不用害怕，朕保证对你有益无损。”

在向官员一个个打招呼、要求他们同允祥接近的过程中，雍正做好了向年羹尧公开进攻的思想舆论准备，现在他只等一个契机，或者说一个最合适的理由和借口了。

1725年3月15日，农历是二月初二，民谚有云“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预示着春季到来，万物复苏。此前钦天监已经测算出，当天将发生日月合璧和五星联珠的自然现象。

日月合璧是说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会与正在落下的明月重叠会合，五星联珠则是金木水火土五颗星同时出现于夜空中的某一方，这两种现象数百年才会出现一次，历来被古人视为祥瑞。

雍正素重祥瑞，尤其爱把自然现象与朝中政治联系起来，用以说明他的政治清明，闻报自然惊喜不已，当即命令史官加以记录，并宣告臣民知晓，届时举朝庆贺。

3月15日当天，日月合璧、五星联珠果然齐齐出现。有关官员急报呈报，并把它归之于雍正敬天法祖的结果。

雍正毫不推让地接受下来，他发表谈话说日月五星运行于天，原本就有规则，是可以测算出来的，但是在什么时候遇到，却是幸运的，这个时候必定是“海宇升平，民安称阜”。

前有奇罕祥瑞，后有皇帝表态，内外臣工谁也不敢怠慢，都争着上表致贺，年羹尧也上了贺表，颂扬雍正“朝乾夕惕”。

“朝乾夕惕”一词典出于《易经》，字面意思是白天勤奋努力，晚上埋头苦干，雍正从政后日日勤慎，励精图治，平时也常以此词自勉或者说自诩，年羹尧拍这个马屁没错，但他错就错在把“朝乾夕惕”颠倒语序，错写成了“夕惕朝乾”。

按说颠倒语序在当时也是常有的事，有人为了平仄押韵的需要，还会有意将词序做些调整，问题是这时候雍正对年羹尧的看法已经完全变了，年羹尧的任何异常言行都可能引起他的疑惑，他一看到年羹尧的贺表就光了火。

“‘朝乾夕惕’，《易经传》注，皆以为人君之事”，只有君主才配得上“朝乾夕惕”，而我更是当之无愧，你年羹尧居然在这里写错，是典型的不诚敬表现！

正好雍正也要找年羹尧的碴儿，于是便借题发挥，大做文章，发上谕说年羹尧平时“非粗心办事之人”，现在显见得是把“朝乾夕惕”四字藏起来，不想许给我，既然如此，那么“年羹尧青海之功，朕亦在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

知道年羹尧一定会竭力解释此乃无心之过，雍正提前定论，说由这种误写可知“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其不敬之意，其谬误之处断非无心”，责令其回奏。

回奏，怎么回奏？到了这个时候，年羹尧怎么为自己申辩都没用了，连认错也已无济于事。

讨伐年羹尧的战幕由此被正式拉开。川陕官员遭到大幅调整，甘肃巡抚胡期恒被撤职，遗缺由岳钟琪兼任，其他由年羹尧一手提拔起来的一些亲信，除打招呼者，也都调职的调职，撤换的撤换。

雍正这样做，为的就是剪掉年羹尧的羽翼，免其在任内作乱，他对此态度坚决，说：“稂莠不除，嘉禾不长，年羹尧之逆党私人，即一员亦不可姑容。”

接下来是让各地被怀疑与年羹尧有瓜葛的官员表态，说说年羹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河南省河北镇总兵纪成斌奏称年羹尧“背国负恩”，雍正尚不满意，朱批责备他对年羹尧留有余地。

纪成斌慌了，赶紧又把过去受年羹尧压制的情形汇报了一遍，这才获得雍正的谅解，但转而又命令他报告另一名总兵与年羹尧的关系。

见围堵之势已成，雍正遂做出组织处理，命令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印信，调任杭州将军。

年羹尧在川陕经营十余载，威重不可一世。此前雍正近臣中就有人因皇帝屡次降旨严责年羹尧，害怕年羹尧狗急跳墙，称兵抗拒，劝雍正不可过严，雍正未予采纳，他说他在深入观察和分析远近形势之后，已“深悉年羹尧之伎俩，而知其无能为也”。

年羹尧会叛吗？就像当年的“三藩之首”吴三桂一样，值此绝境，能叛他一定会叛的。雍正让年羹尧把大将军印信移交给岳钟琪，年羹尧拖了三天才把印信交出，足见其内心之不甘和犹豫彷徨的精神状态。

据说其有幕客劝他起而反叛，年羹尧听后默然良久，仍然拿不定主意，直到晚上夜观天象，才浩然长叹道：“事不谐矣！”这就是说他已根据天象预测出，若是反叛的话绝不可能成功，还不如皇帝让做什么，就乖乖地去照做什么。

其实就算不参照所谓天象，年羹尧也知道反叛只会加速自己的覆亡，一方面是时势所致，体制局限，当年允禵以皇子兼“大将军王”的身份都无可能割据西北，叫板中央，允禵做不到的事，他年羹尧也一样做不到；

另一方面雍正步步为营，布置得当，已令他无丝毫还手之力，只能成为别人的案上肉、釜中鱼，任其烹调了。雍正对此看得特别清楚透彻：“年羹尧之不叛，非不为也，实有所不能也。”

以年羹尧此时被披露出的罪行，至少达到了被直接削职的地步，但雍正只将他调去杭州，既不是怕他造反，也不是要保留其官职，而是有着更为审慎的考虑。

在雍正看来，年羹尧平日张狂，就算他真的效仿吴三桂起兵造反，也没有多少人会随从，他本人也一定看得到这一点，所以绝不敢轻举妄动。

不过年羹尧毕竟在西北树大根深，若是继续把他放在原势力范围内，就怕生出其他枝节，暂时调离，以便继续观察和采取下一步行动，是最好不过的一个选择。

年羹尧虽然交出了大将军之权，但尚滞留于西安。年羹尧越是这样，雍正越不满意，“实实心寒之极”，并且气愤地对年羹尧说：“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

事到如今，已不是年羹尧想不走就能不走了。在他调任杭州的诏书发布后，内外官员都进一步看清了形势，纷纷上奏揭发其劣迹，而且第一批揭发者恰恰是雍正打过招呼的那些他曾经的亲信及属下，如直隶总督李维钧等人，接下来才是内外臣工的交章弹劾。

随着揭发奏折越来越多，年羹尧的罪迹已是“逾溪壑之深”，数都数不过来了。雍正痛心不已，毕竟年羹尧沦落至此，他也难免有过于放纵之责，譬如令其随意花费钱粮，命代拟上谕，朱批又过于亲昵，等等。

此后雍正在多个场合都承认识人不准，用人不当，甚至流着眼泪说：“朕实愧而下泣。”

鉴于年羹尧迟迟不行，雍正除将他的罪行公布于众，鼓励众人更广泛地进行揭发，还将相关揭发奏折都一一发示年羹尧，告诉他：你已经众叛亲离，不要再心存幻想，必须“速作交代，速赴杭州任所”。

1725年8月初，雍正再出重拳。年羹尧之子年富、年兴、年逾被削籍夺官，交其祖父年遐龄严加管束；一批年羹尧的亲信及道府官员被以年党、夤缘年羹尧的罪名，或革职，或削籍，或籍没家产，或罚修河；胡期恒等部分官员及年羹尧的家人等遭到逮捕。

年羹尧实在无法拖延，只得从西安出发，然而当途中行至江苏仪征时，仍逗留不前，冀望雍正能够改变主意，直到希望落空才怏怏重新启程赴浙。

年羹尧一方面沮丧万分，惶惶若丧家之犬，可是另一方面依旧颟顸缺乏头脑。如果他略知韬晦之道，奉降职上谕后，就该一刻都不耽搁，轻车简从赴杭州将军之任，且从此谨慎自持，这样或能保全残生。

偏偏他只是对失去皇帝的宠幸和大权感到失落，进出还是和过去一样大模大样，据负责监视的署浙江巡抚、按察使甘国奎报告，年羹尧到任后“仍似大将军气象”，其所坐之船先到者已有三十余艘，听说求到者还有四十余艘，年之家人到杭者已不下千人，衙门里住满了，后来者尚未知其数，要另建房屋百余间才能容纳。

这些报告和传闻或许有些夸大其辞，但基本事实应该不会有太大出入，至此，雍正再不可能包容年羹尧。

虎入年宅

在年羹尧被贬杭州后，官员们弹劾和揭发的折子有增无减，原任直隶巡抚控告年羹尧侵吞四十万两银子，雍正命年羹尧明白回奏。

事实俱在，年羹尧想赖都赖不掉，只能在回奏中求饶：“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下这一个犬马，慢慢地给主子效力。”

年羹尧自己也很清楚，“若是主子必欲执法，臣的罪过不论哪一件皆可问死罪而有余”。

随后在内阁等部门联合对他发起的弹劾中，果然是要求明正典刑，以正国法，但这时雍正仍觉得时机不成熟，因为年羹尧是他一手树立起来的功臣，他担心处决会引来外界“鸟尽弓藏”的议论和批评。

既然廷议所造成的舆论尚嫌分量不足，雍正便降旨给各省将军、督抚、提镇，就如何处置年羹尧咨询意见和寻求支持。

在此期间，他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对年羹尧采取了一连串行动，先是将其爵位由一等公连降两等为三等公，继而再降闲散章京，直至革去所有职衔，下令逮捕后押解至京。

在清及以前的朝代，经常有老虎在北京周围出没的记载。1725年11月7日，下午3点至5点，有一只老虎突然从北京城朝阳门外的土城墙处跳入了城内，官民鼓噪捉拿，老虎一路狂奔，当行至宣武门下西米巷时，便一头钻进了一户人家。

大家一看，竟是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家，于是尾随进去，在年家后花园里捉住了这只发了疯一样的老虎。

京城出现老虎是大事，很快就有人上报给雍正。雍正听后，对身边大臣说，年羹尧出生的时候，民间就传言有一只白虎到过他家，京城人烟稠密，环卫森严，大白天竟有老虎闯入，而且没人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后又钻入年家，绝非偶然，看来是上天也要我诛杀年羹尧了，真乃天意当诛。

瞧雍正的样子，似乎依其本意，不但不想杀年羹尧，还要放了他，只是天意如此，不能逆天而为，但这其实不过是掩天下耳目的欺人之谈，为的还是怕承担诛杀功臣的恶名，想让所谓“天意”给他背锅。

1726年1月13日，地方各军政大员的回奏陆续到齐，都称年羹尧“欺罔贪残，大逆不道”，请求立正典刑。

据此，议政王大臣、刑部等部门经会审题签，列出了年羹尧的九十二款大罪，其中的第一大罪就是“与静一道人、邹鲁等谋为不轨”。

除了“不轨”以及其他勉强充数的罪名，九十二款中也有贪赃不法等相当一部分查有实据的罪状，雍正说其中够得上判处极刑及立斩的就有三十几款，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枉法宽宥，势必无法彰显国家宪典的地位，亦无法令天下人心服。

总之，死刑是不可避免了，但死刑还分种种，雍正给年羹尧选了他看起来最好的一种，即自裁。

自裁令下，年羹尧迟迟不肯执行，仍在幻想雍正再颁一道谕旨赦免他，监刑官是年羹尧的冤家对头、现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蔡珽，于公于私，蔡珽自然都不肯让他好过，在旁边一个劲儿地严加催促。

年羹尧迟迟等不到赦免谕旨，终于在绝望中自杀了。其实在他死前，雍正倒是颁布了一道给他的谕旨，只不过不是赦免，而是教他要死而无怨：“尔自尽后，稍有含冤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

当初年羹尧被授抚远大将军，雍正赐第于宣武门内右隅，宅第上挂匾额“邦家之光”，及至年羹尧因功而骄，气焰熏天之际，有识之士在经过年宅时，曾嘲笑道：“可改书‘败家之尤’。”

一个“邦家之光”，一个“败家之尤”，字形相似，而意思差之千里，如今年羹尧获罪，真的连累整个家族，应了“败家之尤”的讥刺。

在对年案的处理中，年羹尧的妻子因系宗室之女，被发还母家，其子年富被判斩立决，其余十五岁以上之子发遣广西、云南、贵州等边远烟瘴之地充军，嫡亲子孙将来长至十五岁者，也必须按次第照例发遣，永不赦回，亦不许为官。

年羹尧的父兄、族中现任或候补文武官员，全部革职。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兄长年希尧亦在其中，年遐龄时年已经八十多岁，本来按律还要受牵连受到更重处罚，九卿都已画诺，唯独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朱轼没有在判决书署名。

雍正责问他为什么不签字通过，朱轼回奏说：“以子刑父，与法律精神不符。臣查抄年氏家书，遐龄训羹尧还是比较严厉的，羹尧正是因为不肯听从他父亲的话才犯了罪，所以此案罪在子而不在父。”

雍正听后觉得朱轼说得很对，便赦免了年遐龄。年遐龄实际也是雍正的岳丈，他的女儿即年羹尧的妹妹年氏早在雍邸时就被封侧妃，一直很受雍正喜爱，且连生三子，有专房之宠。

就在年羹尧被赐死的前一个月，年氏病亡，病危时雍正加封她为皇贵妃，对其大加褒奖，说明年氏基本未受年案波及，甚至年遐龄被赦免也可能是沾了她的光，当然由于年案过于重大和瞩目，她对自己娘家所能起到的这点保护作用也是极为有限的。

@读文解史

假如年羹尧学会谦让，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恃宠而骄，凭借雍正对他的信任，他在清朝的地位，将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只可惜，封建社会从来不缺良将，缺的是立下大功，还不遭皇帝和同僚所忌之人。